(轉) 真正的李可

Lydia

上篇

      古語雲“大醫不出，蒼生可濟”，而今，大醫不出，中醫學如何正確傳承，談何復興?
      “可能要推遲幾天，中風了，半身發麻，口齒不清。不要緊，我給自己開了幾副藥，恢復得不錯。對，在家多休息幾天。”第一次見到李可老先生還是在一年以前，當時，記者對他的滿頭銀髮印象深刻，開玩笑說，“中醫外表就該像您的樣子”。眼前，從矍鑠的步態上，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一個月前剛剛中風的78歲老人。　
      7月3日一早起來，老人步行去離家不遠的診所，“有幾個香港的病人今天要趕過來”。只要人在山西靈石，就少不了要跑到診所，這已是他行醫的第51個年頭。電話裏被推遲的會面，是原定於7月中旬到深圳的一個“美國代表團”——因為李老曾用30副藥治癒過一例美國面赤症患者，痊癒後的病人回到美國，口耳相傳之下，分散在全美各地的病人們竟然自發組織了來華求醫團。美國有—大批深受此病困擾的病人，嚴重的甚至導致自殺。這些被當地醫療手段宣佈治療無效的患者，以及部分心衰症病人，約定每次十幾個人，分批來華求診。　
      7月的山西，中午已經有些悶熱。診所和幾間汽配零件門市並列在公路邊，偶有火車從百米開外的鐵路橋上呼嘯而過，窗戶上滿是灰塵，整排房子的破敗程度倒是符合人們對這個內陸產煤省份的縣城面貌通常的想像。經常有慕名前來的病人驚訝得睜大眼睛，無法把“李可”的名字和眼前的這間診室聯繫在一起。老人對此不以為意，“弄它幹啥呢，又不想騙人’。　　與時下許多善於就傳統文化侃侃而談的人相比，老人話不多。“晉以後，以儒治醫，流弊就在尚空談，不重視臨床，對內經等經典多有違背、誇誇其談，以為讀過兩本醫書就可以‘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實際誤人不淺。”　
      2002年隨著《李可老中醫急危重症疑難病經驗專輯》的出版，不斷有後學執弟子禮從各地登門。儘管李老強調“臨床家要多做現身說法，培養學生敢治大病的膽識與能治大病的功力”，但其實自從1992年他從靈石縣中醫院院長的崗位上離休以來，—直缺少一個合適的平臺有效地傳承經驗。　
      年初幾名弟子趕到靈石，就是想勸老師正式出山，到廣東主持一所中醫急危重症治療中心。只要老師答應出山，他們就正式開始實質性的運作。“我不同意他去!”坐在窗邊的師母一開口，兩個徒弟都沒聲了“他現在要是60幾，我不攔著他!早兩年，晚上熬夜，早上出去接著看病，啥也不耽誤。年紀大了，一旦有個啥事情，兒女不在身邊哪能行呢!“呆在家裏就夠他累了，每天光電話就要接60多個，有的病人可囉嗦呢，讓我們幫著買藥，他還跑上街去給人家寄藥。有一次半夜1點多電話響，他窩在沙發上跟人講了一個多小時。我心煩了，著急了，就不去交話費，讓電話停一陣!”師母越說越覺得老伴辛苦，顯然動了感情。
　　“師父太累了，晚上就別接電話了!搞中心就是想搭一個平臺，師父每年抽段時間去指導一下，講講課，帶著我們查查房。一般的病就交我們處理。”一名弟子說。“唉，越是半夜打電話的病人，越是急症，哪能不接啊。”師父在旁邊輕聲道。午飯時師母不在，李老跟弟子們交了底：“這個事你們儘快去做。我上次見南懷瑾，問他中醫要復興該怎麼辦，南老開玩笑說‘睡大覺’，他建議我把自己的東西整理好，等待時機。我覺得現在這個時機快到了!”看到徒弟們的眼神，他解釋說：“許多人以為李可這個老漢怎麼怕老婆呀，其實不是，我這一輩子最虧欠的人就是她，現在老了，不想讓她再擔驚受怕的。”'“1967年‘文革’開始不久，我就被抓進去關了1年零4個月。呆在外面很難受，常被揪去戴鐵帽子遊街，進去就舒服了，沒人折騰你。看守所長每次把我提出來給人看病，還給準備一包煙。家裏人在外面可受罪了，大隊把口糧停了，全靠我老伴在縣鞋帽廠打零工納鞋幫，買回一些不算糧食的吃食養活4個孩子。她跟著我沒少受苦。”　　
      “我們原來還是同行呢。”李老笑呵呵地對記者說。少年李可初中沒畢業就毅然從軍，參加了解放蘭州的戰役。1949年，人西北軍大藝術學院文學部學習，畢業後在第3軍的《前進戰士報》做編輯。西北全境解放後，他轉業到甘肅河西走廊及慶陽地區工作。　　
      1953年，他被上級抽調參加工作隊開展“三反運動”，得罪了一些官員。當時，胡風在《甘肅日報》做記者的一個學生，恰好與李可同一個工作隊，到了1955年，他就‘名正言順”地被誣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關押了2年7個月。1961年，他被勒令退職，遣返回老家山西靈石。
在獄中他開始自學中醫，回老家後正趕上3年大旱，他給上門來的病人開出的方子都有補中益氣湯，效果很好，“不是這個方子能治百病，而是人們餓得太過，體虛則百病生”。　
　　1963年，李可成為全國第一批赤腳醫生，“其實我從來沒有正式拜過師，因為條件不允許，誰要跟我接觸多一點就會被叫去談話審查，拜師不是害人嘛!只能自己一邊看書，一邊搜集民間驗方。農民很可憐，推出去於心不忍，接下來又力難勝任，逼得我只好現學現賣，急用先學，白天看病，晚上翻書查資料，經常讓一個個疑難問題弄得焦頭爛額。”　　而由於農村患者家貧，非到危及生命不敢言醫，因此在那段時間裏，他接觸到的多是急危重症，自創破格救心湯，將100多例西醫放棄治療的心衰瀕死的病人悉數救回。
　　當時，畢業於日本帝國醫科大學的“右派”心血管專家董威被下放到靈石中學做校醫，他看到李可搶救心衰的方法很驚訝，認為其水準已超過西醫。“我看過你們中醫的藥典，附子用量超過9克就是非法的(注：2005年新版藥典規定附子用量為3～15克)，你卻用到200克，如果出什麼差錯患者告你，你肯定會進監獄，當地也有其他中醫，為4Uz,只有你這樣治?”李可回答：“那些農民就是兩個字——可憐看他們實在可憐就救一救吧，根本沒考慮風險的事情。”　
等到1978年，恢復全國統考，他獲得了中醫師資格，進入縣人民醫院中醫科做了名普通的中醫大夫。那是他最忙的時候，從8點看到下午2點，“沒有辦法，因為大都是外縣來的農民，拖到第二天，他住一宿又要多花錢。藥房的同事不能正常午休有意見，我只好自己出錢請他們吃飯”。
　　救治心衰病人，需要醫生親自煎藥，患者服藥40分鐘反應正常後醫生才能離開。對那些缺乏中醫知識的農民患者，李可有時需要上門幫著熬一次，讓病人家屬看一遍學會了才放心，並記下姓名、住址回訪。“你問我，為什麼我的4個孩子都不學醫，不是我不想教，是他們看多了，覺得醫生是個最倒楣的行當，一點興趣都沒有。農民太窮了，許多病人沒錢拿藥就記在我的賬上，最後只能給免了。一來二去，孩子們都抱怨，說我除了留著自家的房子住，連房底下的宅基地都賣了貼給病人了。2005年，我去馬來西亞、新加坡，當地病人給的錢，合人民幣大約60多萬，我都捐給一所大學的中醫研究所了。”!　　
       1982年7月，蒙冤27年後他終獲“平反”，於1983年牽頭創辦靈石縣中醫院，任院長近10年。“那是我最苦惱的階段，病不能不看，雜事不得不管，太浪費精力了。現在回想起來，沒有我中醫院可能辦不起來，但事情鬧成以後我急流勇退就對了。”　　
1992年離休後，他自己開了一家診所。“我一個月2000多元的離休工資，在縣城裏生活不愁，錢貼多了兒女還是有意見。老伴其實一直支持我。有一次午休，徒弟擋住了一個外地病人，她看見了很生氣，覺得人家病成那個樣子，大老遠跑來，擋在樓下不近人情。”
　　ICU裏的中醫，一聽說幾個弟子運作的急危重症中心，可能會設在一所西醫醫院下面的一個部門裏，師母一下子激動起來。“不是我膽小，你一搞急救就影響人家的收入，病人進ICU，一天花費從幾千到上萬，你一副中藥才一兩百塊錢，惹人恨得很。那會兒就我們兩個老傢伙在外地，人生地不熟的，電話線就被他們拔了3次，連跟家裏報個信都不行啊。”　2000年以後，李老經常穿州過省給人診治，網上關於李老的行蹤隨時更新，病人像看直播一樣，也跟著他到處跑。師母說的就是李老被請到某地講學、治病時的經歷。當地一名中醫學校的研究生作為親歷者，在自己的博客裏記錄下在這間醫院的ICU病房裏發生的一幕——
　　雖然是中醫院，但ICU的主任是不折不扣的西醫。當李老看完病人，開出治療方案後，西醫一方開始作出一系列的“質詢”。焦點是病人高燒反復不退，同時伴有高血壓、高血糖、心律不整。西醫已經用上了透析機、包括抗生素在內的四五種吊針，卻無法退燒。　唯有李老注意到，“病人這幾天總是在半夜2時左右體溫升至39度以上，這正是厥陰循行的時辰，且病人時而手足厥冷，時而高熱，若非厥陰病還有何可能呢?當院長問到李老病人喝了他開的藥會有那些可能的壞情況出現時，李老答得妙，‘根本不可能壞下去’。”　　
終於李老的藥用上了。病人服藥後，體溫由38度多降至37．4度，沒有發生心衰，血壓正常，初步顯效。“可惡的是，交班時那個醫生竟說，‘病人體溫曾升至39度，但經冰敷後，現在已經降下來……’一開始李老已要求把冰袋撤去，不知道那醫生是怎樣紀錄病程的，有心還是無意?雖然中醫在這次成功了，但可以想到，中醫要走的路是何等艱巨！”　　
李老說，院方後來決定停用中醫，病人最終沒能救回來。“這種事情太多了。我主持靈石中醫院時，是純粹的中醫手段，心、肺、腎三衰病人急救上千例，從未失手。現在卻每每遇到我剛把人救過來，回頭就被西醫的ICU收進去出不來。大家還都覺得很正常，沒有人說是西醫把人治死了。”　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原總編郭博信曾多次到山西靈石調查探訪，李老用中藥搶救瀕危病人數以千計，“其中有案可查、被西醫下了病危通知書者，亦有百餘人”。時下各醫院都是急救找西醫、中醫靠邊站，而李老在縣人民醫院中醫科任職期間，“……急救卻是中醫科的事，這在全國各醫院中可謂絕無僅有”。　　
       廣州離休幹部封某三衰病危，在廣州某醫院ICU搶救無效。李老要求停止一切西醫手段，把脈擬方，病人服藥後8小時，起來吃了一小碗面。幾天後轉院，因為沒有交代清楚，上午一進ICU值班醫生就用上了抗生素，“病人陽氣剛剛恢復，這時候絕不能用抗生素，抗生素是非常寒涼的東西”。下午病人開始昏睡，再沒醒過來。李老回憶起這些，眼神裏充滿了遺憾。　　


下篇
　　
      好病人難找:李老這次中風，主要是因為一個月前的廣東之行，“看病看得太疲勞，氣候也不太適應，瘦了3斤，體重只剩下87斤。現在咱倆在一起，一大一小兩個瘦子”。他邊說邊笑著拍拍記者的肩膀。　儘管中心已經運作得頗有眉目，師母還是擔心師父的身體經不住辛勞。“還有建西、樂凱他們呢!這些孩子們都不錯，在現在這個醫療環境裏左突右沖，挺不容易的。”李老寬慰師母。而他所說的“不容易”，是指目前許多對中醫的管理規定束縛了中醫的手腳。如果按照藥典的用藥規範，李老這大半輩子竟然現在“非法”行醫。那些謹尊師命在各地腳踏實地、治病救人的徒弟們，免不了也時常受此困惑。　有一個笑話：兩個醫生聊天，一個問另一個，人是怎樣死的?答曰，死就是死嘛，每個人的死法都不一樣啊。那人便告訴他，人是被折騰死的。　　福建漳平市中醫院的李建西對此深有所感。“現在好病人難找啊!我自己常琢磨，為什麼師父當年處理很多危急情況，一副藥下去就形勢立轉?現在的病人，輪到中醫手上的，都是經過西醫無數折騰後沒有效果的爛攤子，中醫要收拾這個局面得比以前費數倍的力氣和周折。一旦效果不好，還要背上中醫治死人的駡名。”　　
      帶藝投師、自認“在李老處得見中醫精髓”的李建西，去年明就遭遇了一場風波。一乳腺癌患者慕名而來，建西見她雙臂麻木、雙下肢無力，確定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脊椎，診斷後他藥方中開出附子90克，服後因癌細胞擴散迅速，勢難遏制，導致截癱。其夫是名鄉醫，認定妻子病情加重全因用藥過度，遂與醫院及李本人發生糾紛。後經省市兩級醫療鑒定，證實患者病情變化與用藥量無關。甚至有醫生譏諷他開藥是“神經病”。因此，他在自己的診室門口，貼了一份“藥典告示”，明白無誤地告知患者，“重藥克重病”，“以毒攻毒”。因為面對的大多是重病、大病患者，醫患之間幾乎都沒有第二次機會，李建西同樣承擔著風險和巨大的精神壓力，在明哲保身和搶救生命之間，“幾乎每天都面臨選擇”。病人的信任也因此格外寶貴，而這種信任的基礎就建立在醫生平時積累的醫術和醫風的口碑之上。　因為老藥工的炮製技術瀕臨失傳，藥材品質缺乏保證，“我沒事就去醫院的藥房轉悠，不是我喜歡，而是因為我怕，最怕中藥的就是中醫”。記者在他的房間裏看到一個小壺，就是專門用來試煎、試嘗中藥的。　　
      療效決定一切，對於中藥的使用，熟知西醫規範的孔樂凱認為：“西醫的規定裏，急救時對許多藥物的使用可以超出常規用量數倍，中醫藥典卻不分情況一刀切，比如附子超過9克就可以找你麻煩。重症急症的用藥量理應放寬，根據不同情況靈活規定。目前的規定客觀上起到的作用是，只允許西醫急救，而不允許中醫急救。而西醫手術、介入、甚至部分藥物運用等治療都需要病人或家屬簽字，用中藥重劑治療急危重症、疑難病時是否也可以參考這種做法?”“另外重要的一點，應該建立中藥品質評價體系，對藥量的規範必須以藥材品質為基礎，生藥主要成分含量不同，用量自然不同。”孔樂凱原是白求恩醫科大學(現吉林大學醫學院)的病理生理學碩士。讀了8年的西醫核心課程之後，他覺得西醫理論無法解答他對人體和疾病的許多疑問，轉而自學中醫，2001年考取了山東中醫藥大學的博士，2004年畢業後留校任教，並在學校附屬醫院做一名內科大夫。“讀博士時我一度很鬱悶。我放棄了13年的西醫探索，轉到中醫領域，卻發現中醫臨床拿不出效果來，博士有什麼用!在最苦悶的時候，遇見了李老。我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師父指給我一個方向，這才是正路。怎麼證明?療效就是最好的證明!這之前，我和社會上那些我接觸的中醫大夫沒有本質區別。”
　　“現在學生好找，李老這樣的臨床大家做老師，難求。李老身上最寶貴的一點在於他敢於治病，遭遇急危重症敢用雷霆手段，這源於他的能力和自信。中醫院校的老師自己對臨床都沒有信心，怎麼教學生?”談起去年網上簽名呼籲“廢除中醫”，孔樂凱倒是毫不激憤，而是坦言：“我覺得那些簽名者或許曾經深受其害，受中醫缺乏療效之害。一個病，西醫能看的，中醫勉強；西醫不能看的，中醫也不能，如果都是這樣的話，外力的保護、扶持有什麼用?沒有療效的醫學只有死路一條，把醫療交給市場，市場自然會去選擇。”孔樂凱認為國家應鼓勵有能力的中醫大夫創辦中醫研究、醫療、甚至中醫教育機構。目前國內中醫研究的現狀是以西解中，而各級中醫院在整個醫療過程中按西醫的模式運行。這樣的體制不利於中醫的發展和高水準中醫大夫的成長。“一個中醫大夫的理想生活方式是白天看病，晚上看書，收入靠診金，職稱靠病號量!你是醫生啊，你得治病，你不是實驗室裏擺弄老鼠的科研人員。”早有業內人士對記者戲言：“現在的體制留不住好中醫。醫院養活的人要呆在醫院裏，養活醫院的人最好是出來。”　記記者趕到濟南當天，正逢孔醫生出診。“外地來的優先，上年紀的優先，剩下的人才按掛號順序。”病人見記者面露不解之色，解釋道：“這不是醫院的規定，是孔醫生自己定的，掛他號的都知道規矩。”小救命先生一直忙於為傳承師父的經驗而在廣東成立急危重症治療中心奔走的呂英英，這些天終於松了口氣。與廣州軍區空軍醫院合作的課題——“李可破格救心湯救治難治性心衰的臨床研究”，終於在6月底正式上報廣州市科技局。雖然審批結果要等到9月才能揭曉，但準備工作總算告一段落。只要呂英醫生出診，人們常常看到天河區婦幼保健院一樓—大早便排起了長長的人龍。有一家臺灣人看病，連4個月大的小女兒在淩晨3點也被媽媽用背藍帶著一起排隊，因為醫院規定一個人排隊只能掛一個號。　
　　自2001年，呂英的日門診量就超出100人，她坦言，“那時候是以數量取勝，雖然人多，但病種單一，主要都是一些常見多發病。”2005年，呂英被廣州市選拔為優秀中醫臨床骨幹，為了保證理論培訓和臨床跟師的時間，經院辦決定，她的掛號量減為日70人。拜入李可師門後，接手的大病越來越多，2007年，掛號量減少到最低的60個，但她卻感覺比以前累很多，因為“對付這些需要花費數倍的時間，有時光是看西醫診斷資料就要十幾分鐘，雖然這些對我只是參考，但這也是對病人的尊重。越是重病號，你越要跟他耐心解釋，尤其是三陰伏寒的患者，用仲景原方原量會出現不同的身體排毒、排寒反應。醫生是給者，病人是受者，雙方的溝通、患者對醫生的信任和病人自己抗病信心的增強，對治療效果往往幫助極大”。“我經常推薦病人看一些中醫的普及讀物，有些病人剛開始還以為我是推銷書的。”呂英笑著說。“但現在不會了，許多哮喘患兒的痊癒使他們的母親紛紛加入自學中醫文化的行列。”之所以空軍醫院同意合作立項，還與呂英的一個徒弟有關。原廣東省檢察院的副檢察長許天祥身患肺癌，漸併發腦、肝及胰腺等多處轉移，今年經腫瘤醫院與空軍醫院會診後確定了治療方案。最後一次大劑量化療後病人出現全身衰竭，神志不清，僅餘一絲呼吸，醫生下了病危通知，已有心理準備的家屬便通知親友趕來告別。其中一個朋友見老許氣喘不繼、痰聲碌碌，實在辛苦，於是介紹呂醫生。家屬抱著“至少可以讓病人走得少點痛苦”的想法，找到呂英。當時她剛好去山西看望李老，於是讓自己的一個徒弟出診。徒弟把診治情況告訴她之後，她只在破格救心湯的基礎上適當增加了藥量，並加入小半夏湯，以期挽救性命後避免痰液賭塞氣管而功虧一簣。結果病人服藥次日下午3點，已經可以連續說話。空軍醫院的領導非常震驚，一個20多歲的小徒弟就能救人於瀕死，這就是雙方合作意向開啟的契機。李老知道後，在飯桌上對著小徒孫呵呵一笑：“就叫你小救命先生吧!”隨後的40多天裏，病人停用一切西醫手段，恢復正常飲食，偶爾還可以坐輪椅外出半小時。最後雖因病情過重去世，但是在睡眠中安詳離開。　
      目前，東莞、珠海等地的醫療機構也正積極與李老聯繫，建立臨床經驗傳承與研究的基地，短期內有望取得實質性突破。另有馬來西亞和澳門欲開辦中醫學校，邀請李老及其弟子前往講學。“建西，今年會有大變化!”“師父，是今年的五運六氣要出現大變化嗎?”“亂講。你準備舉家遷到廣東吧，形勢變好了，中醫發展需要人啊!”李老忙著把消息通知散在各處的弟子們，急切得像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