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正確看待“火神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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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正確看待“火神派”

“火神派”自清末名医郑寿全创始以来，近百余年间主要流传于四川、云南一带，继而成为全国性的学术流派。该派因善于运用姜、附等火热温性药物，从理法到方药都多崇温热，发挥运用都颇具特色，故得“火神”之名。
　　“火神”心法的立论基础仍然是辨证论治
　　研究“火神派”的学者常津津乐道“火神医家”对干姜、附子等温热药物的重用及广泛运用，重用附子等温热药物的医案多被认为是反映医家高水平的象征。于是，往往造成读者的误解，以为附子运用越多、使用越广，便越能证明自身水平高，甚至少数医家还以不论何种证型皆投以附子来标榜自己为“火神医家”，“抬手即是附子”仿佛成为“火神”的标志。殊不知，这是对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先贤的曲解，是浮于表面、不究实质的错误认识。学者如能仔细研究“火神”医家的著作，便能发现“火神派”作为中医学术体系范围内的一种学术流派，其理法方药始终遵循辨证论治的规范。
　　“火神鼻祖”郑钦安最为强调阴阳两纲，他主张临证应以阴阳为实据，明辨内外，判明阴阳，认为“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倡导学者务必在阴阳二气上求之。郑钦安并不只是囿于温热药物的使用，其用药的思路遵循阴阳辨证的规律，这在郑氏《医理真传》一书中明朗可见。郑钦安对姜桂附等品的运用是从阳虚证的根本病机出发的，有一定的适应症，并非毫无原则的一味滥用。其在阳虚证的论治上，重视肾中真阳，认为肾中真阳为生命根源，以潜藏为顺，不得随意飞越，在论阳虚病机时，大多是真阳腾越、不能固守于下。除阳虚证外，郑氏同样亦精于热证辨治，在其《医理真传·阴虚证问答》中共设二十九症进行探讨，病机多为元阴不足、脏腑火旺，治法多为养阴清热降火、峻补真阴，方药多用导赤散、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大承气汤、葛根芩连汤、六味地黄丸、大黄黄连泻心汤等泻火清热养阴之剂。可见“火神鼻祖”治病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姜附”之间。
　　“上海火神派”代表人物的祝味菊先生，对于附子一味的运用颇有其理论依据。祝味菊以“五段”论伤寒，将伤寒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而划分此五个阶段的标准在于人体的“抗力”盛衰，这是对仲景伤寒六经辨证的独特发挥。祝氏认为附子有鼓舞人体抗力的作用，故附子的运用应基于人体抗力不足的病理状态。对于抗力有余，则并不强调附子的运用。祝味菊对附子的配伍运用也十分灵活，如附子配石膏、附子配羚羊角、附子配磁石等等，用量也有限，并不是一味重用、滥用附子。
　　“火神”心法的根本目的是针砭时弊
　　《医理真传·坎卦解》云：“历代诸家，俱未将一阳潜于水中底蕴搜出，以致后学茫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郑钦安先生著作中多可见类似论述，郑氏常常是一面阐述自身观点，一面又同时批驳“市习”，其根本精神是在针砭当时医家不辨阴阳寒热而恣用寒凉的弊端。因此可知，郑氏之所以在其著作中以大量篇幅阐述阳虚证治法，倡用温热治法，目的是在于纠时风滥用寒凉之偏。
　　沪上川籍名医祝味菊亦是如此，祝氏从蜀中初至上海之时，上海中医界承袭叶天士、王孟英，流行“轻灵”之风，用药多辛凉宣透、轻清芳化，重视温病时方，忽视伤寒经方。祝氏悬壶海上，一改时习，倡用温热，给当时的上海医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故说郑钦安、祝味菊两位先生的做派全在于针砭时弊，本质是强调辨证论治。
　　“火神派”研究的学术价值
　　“火神派”作为近代中医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有其存在的价值。
　　有学者把“火神派”善于姜桂附的现象归结为“火神医家”多出身四川，而四川盆地日照少、湿度大，“附子在四川人身上有着或多或少的耐药性”等地域因素，乍看似乎很有道理，细思之，其实不然。其一，“火神医家”虽然多为川籍，但行医范围并不局限于四川盆地。其二，四川盆地虽然日照少、湿度大，但并不能说明该地区的患者便一定都适用温热，该地区寒凉等法的运用同样十分广泛。可见，地域因素并不是“火神”现象的主要因素。“火神”温热心法的根本是在于对证，阳虚证是“火神派”研究的重点，对证治疗是我们掌握其温热精髓的基本原则，亦正是“火神派”的价值所在。
　　在研究“火神派”学术之时，我们不能只是看到其重用温热药物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要阐述清楚这些现象背后的真实含义，掌握其正确运用的原则。要正确辨识“火神派”与滥用温热者的区别，尤忌以偏纠偏、矫枉过正，落入谬误的无休止循环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