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中醫幾度秋涼

Kevin

（六十一）

中醫可以繼續存在的理由，就象一個篡權的奸雄謀殺了一個仁慈的國王，上帝並不會為仁慈的國王主持正義，科學干預的力量如此之強，勢必把人類帶上一條不歸路，看看張功耀等人的強悍就可知道，科學的野蠻與文革的野蠻可以如出一輒，但這種野蠻我把它看做是人類的青春燥動，是伴隨成長而來的，誰也不會因青年人的燥動，具有危險性，而希望他們不再成長。
   我之所以擁護中醫，既不是想否定西醫，也不是要制止西醫，甚至不是為把中醫發揚光大，而是想通過中醫控制一下曆史車輪的速度，別因太快，騰空而翻車。
   當科學有一天基本取締人的身體時，中醫也真就沒有什麼用武之地了。女兒摸脈有時會感到困惑，看到她迷惑不解的表情，她師傅就接過手來摸，問病人：“做過手術？”“出過車禍？”師傅告訴我女兒，手術和車禍都可以改變人原有的氣血運行方式，遇到這種情況就給以脈診病帶來很大困難。如今手術使用的如此頻繁，最終會使氣運學說在人體上失效，當人的身體器官被摘除太多，移植太多，放置塑料、金屬太多時，中醫還如何診斷，還調解人體什麼呢？那時中醫不滅亡還有什麼用？   
    一旦基因工程打破生物屏障，人體就會告別與地球自然和諧的曆史，那時，中醫也就壽終正寢了。到了那一天人類會不會有悔？當然會悔，但為年輕時的過錯而懊悔也算得上是一條人生定律了，人類的好奇心不可能讓人放慢科學探索的腳步，個體的人肯為冒險付出生命代價，整體的冒險精神也要犧牲諸如中醫這樣有價值的東西，這也是人類的買路錢吧？
   從這個發展前景看，張功耀取締中醫的觀點可以說是頗有預見性，中醫的確不符合狹義科學論，中醫是應滅亡也終會滅亡。中醫象大熊貓似的，是國寶，也很珍貴，可怎麼都不適合當今的生存條件，不適合在學校里學，不適合在醫院里行醫，不適合考試，甚至不符合當今人們的思維觀念，總不能為中醫的生存再創造一個社會環境吧？中醫如果奢望得到大熊貓那樣的特殊保護，就無怪乎張功耀等人憤怒了。
   但我要說，中醫還不應在今天就被消滅，因為當代還需要它，中國還需要它，西醫也還需要它。
   對於中醫現在不能被消滅的原因連反對中醫的人也很清楚。反對中醫的人說，衛生部之所以出來正視聽，明確反對取消中醫是因為中國現在還沒有條件普及西醫。正如毛澤東當年不肯廢除中醫，是因為如果那樣的話當時中國廣大的農村，就等於沒有醫生了，大量城市貧民也看不起病了。反對中醫的人引用一個西方人的話說“中草葯是貧困醫學的基礎”，並說，國家衛生部門不能承認中醫是偽科學的原因是因為一旦承認就無法向看不起西醫的民眾交代了，是貧窮在支撐著謊言。他們認為用中醫來欺騙農民、平民和窮人是為了保證官員和富人看西醫，從而引出中西醫之爭的政治本質。
   我不談政治，但我承認中醫是窮人的醫學。我們都知道讓全世界的人都過上美國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為僅有三億人的美國，他們的生活方式已占有了全世界一多半的資源，沒給其它國家留下多少發展空間，美國一年的衛生醫療費用是1.3萬億美元，而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才3.5萬億美元，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全部用來解決中國13億人吃葯，我們吃葯的總量也只是美國的五分之一，西醫如何保障十三億人的醫療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取締中醫？在這種情況下非要取締中醫的用心何在？
   如果我的女兒因我不是富翁而責備我，因我在她感冒時不送她去醫院掛吊瓶而是給她煮姜湯喝而責備我，認為我是在欺騙她，認為這是一件可悲的事，我將如何為自己辯護？我能象我的父母早年教育我那樣斥責她不懂事嗎？
   如果姜湯能夠治感冒，我想就不一定要去掛吊瓶。富人到西醫院看病我不是特別羡慕，因為我知道西醫的發展也是靠在活人身上反復摸索和試驗實現的，既便是西醫，傳統的治療方式不僅是安全的也是價格低廉的，我何不讓富人花大錢去當實驗品，而我選擇保守療法呢？中國人明白偏方治大病，四兩撥千斤的道理，知道人不可貌相，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知道有藏龍臥虎的事和一物降一物的道理，知道撥雲見日，妙手回春等等，所以並不因中醫是從門前拔兩把草葯而小瞧它。也不象有的人那樣認為這是欺騙，並為此感到悲哀，人而把世界涂抹得愁雲慘霧的，想不得憂郁症也難。
   因為中國沒有美國富很責備中國如同因為你的父母不是富翁而責備他們。因為不能到醫院掛吊瓶而拒絕喝姜湯如同吃不上饅頭就拒絕吃窩頭，因每年沒有1.3萬億美元的醫療消耗而悲哀如考不上名牌大學就自殺，在我看來這是做了美國精神的奴隸，反倒是可悲的事。

Kevin

（六十二）


在中醫理論中，不是中醫拒絕使用邏輯，而是使用邏輯的效果與目的南轅北轍。


比如用現代方式編寫中葯教材，講葯性時，把退燒葯歸為一類，這石膏、地龍等退燒葯有好多種，但只能有一個共同的葯性——退燒。至於它們有什麼不同，現代教材無法用邏輯區分。所以用教材學習中葯的葯性並不能達到會使用中葯的目的。


如果按中醫的表述方法，這退燒葯各有各的作用，區別是很大的。當把發燒視為火時，不同的葯對付火的方式不一樣，有的是澆水，有的是抽薪，有的是止沸，有的是吹熄。要因情況的不同選用不同的葯物。如果柴多火大，用吹的方法豈不吹得更旺了？如果是草地上的野火，又怎麼抽薪？所以，是中醫使用中葯的方法決定了中醫的表述方式。


如果論象棋，可以從車的作用，馬的特點，炮的功能進行論述，邏輯可有用武之地。如果論圍棋，單拿出一個棋子怎麼論？拿出所有棋子怎麼論？只有在棋局中，在上下左右的關系中，棋子才有它確定的真正的意義。


我從來不說中醫“深奧”、“博大”和“神奇”。正如中國沒有大哲學家一樣，中醫也是一個灰姑娘。它要被人推崇，得需要一些外在條件，如城堡、臣民和仆人，還得有一個王后的頭銜。如果在灰姑娘挎著籃子買菜時，我就稱贊她高貴、美麗、典雅，怎麼能不遭到人們的嘲笑呢？


中醫如圍棋，不可抽象，不能客觀，它的生命力就在於它以現實性取代客觀性。把它從現實中，從上下左右的關系中，從一個局勢中抽取出來，剝離出來，它就失去了確定的意義和價值。非要把中醫客觀化從而論述它，如同脫離棋局論圍棋子，既無法論述也沒有意義。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絕對清晰地界定，不是所有事物都有可以被用非此即彼的實證方法來判斷或演繹。在當今時代，讓人們承認不能被客觀化的一個理論是門學問的確是很困難的。其實我闡釋中醫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讓人們承認它，只要能達到人們對邏輯不是絕對堅信就可以了。


中醫不把自己客觀化，它不定義對象，也不定義自身。它在闡釋病理的過程中闡釋自己。當你理解了它，它就是你的思想，你也就可以用自已的方式闡釋它。中醫在現代環境中闡釋自己是對自己現代價值的實現，也是對自己現代存在的表述。


醫不存在於人之外，人本身就是醫，人與醫是一體的，而人一旦變成物，中醫就失去立身之本。陰陽五行理論可能不夠理想，但他卻是僅有的將人與物統一而不是分離的理論。中醫的珍貴之處是，它是做為人的醫學而不是對於人的醫學。


能把事物客觀化固然是好，但客觀化的前提應該是意義，意義是對人講的。從人的觀點解釋世界高於從物的觀點解釋世界。世界因被人解釋而有意義。


我曾經在北京向一位西醫專家求教：為什麼一個看似很簡單的醫學問題就沒有一個普遍適用的解決辦法呢？比如。感冒、避孕……專家告訴我說，任何一種醫療方法也不可能適宜所有人群，總有“漏網之魚”，所以還要不斷發明新方法，這樣一來，西醫治一種病的方法也越來越多。但西醫目前的問題是，並不能一開始就知道究竟哪種方法有效，得一個方法一個方法地挨個試一遍。很可能是九種方法失敗之后，才能找到第十種有效方法。我說：這樣說來我們患者豈不是試驗品？專家說，從某種意義上說來是這樣的。我問：如果我試驗遍了所有方法都失敗了，我豈不是試驗的犧牲品？專家笑說：正因為有“犧牲品”的存在。才使醫學不斷去發明新方法。


西醫曾給過我們醫療上一勞永逸的希望，比如青霉素當年的殺菌效力。可很快人就有了抗葯性，一勞永逸的希望破滅了。如今西醫對治病是苦於在眾多方法中不知哪種方法能有效，那麼西醫下一步是不是得想法子學會“辯症施治”呢？對各種抗生“素”的使用，是不是也得作中醫式的“澆水”“抽薪”“此沸”“吹熄”的葯性分類呢？不然，我的一個同事發燒，前后用了二十多種抗生素也沒退下燒來。現在可以做菌培養了，把菌從你身上取點，不在你身上試了，在試驗室里試，用各種抗生素噴它，看它怕誰。


當西醫擔當起全人類的醫療重任時，我們看到，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趨同中醫的方法，不管嘴上人們是否承認這一點。當西醫面對十個病人而有十個辦法卻不知怎樣避免每個人身上用十種方法共一百次的話，中醫的個體性的治療思想是不是有可借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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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中醫不是不講邏輯，中醫比任何一種醫學理論都更講邏輯。只是大多數人沒有深刻地或者願意深刻地去理解這種非常邏輯的邏輯。

Kevin

（六十三）


這幾天幫高考生報考，遇到一些孩子不知從事什麼專業好。一時決斷不下來，我就扔給他們一套表格————心理測試，看看適合從事什麼行業。


女兒學心理學時，給我拿回來的測試表厚厚的一疊，讓我不由地感慨，如今心理學發展的真是很象樣了。


不過，我給孩子們選專業時，常常遭到拒絕：“不學心理學，我不想和瘋子打道”。“不學法律，不想和坏人打交道。”“不學醫學，不想和病人打交道”……我不明白，哪兒來的這麼多禁忌，把有“問題”的人全排除掉了，還有人了嗎？我們不想和人打交道？


一般說來，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最大區別恐怕就是他們失去理性了吧？理性的可貴，可能就是在與精神病人對比時是最明顯的吧？


可是，人真的可以很 “理性”，“理性”可以讓人逃離精神病嗎？


由於母親有許多精神病患者，我接触的精神病人比較多。后來又認識和交往了一些精神病醫生朋友，其中有一位還是專家，他的老師是“731”部隊的研究人員，因為學術的原因沒有被“鎮壓”。我第一次同他接触時我就問他一個問題：“恕我冒昧，我怎麼看你和你的病人一樣呢？” 他很坦率地告訴我，他本人就患有精神病。我從他這里知道，精神病醫生的職業病就是精神病。他從書架上捧下一本本厚厚的專著，指給我看一個個作者的名字，名子上是黑框。他說這些作者都是他已故的老師。“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麼？”他問我。我當然不知。他告訴我“全死於自殺。”這讓我不解，精神病專家死於自殺，他們那套學問解決不了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告訴我，這些人非常理性，身上帶著遺書，工作證等，盡最大可能把后事料理好。他們不是瘋狂了去死的，而是“理性”地死。


這個專家也是非常“理性”。知識淵博，思維慎密，邏輯性強。我和他談話時發現，他幾乎容忍不了人們的語言。下判斷？錯誤；敘述？不準確，怎麼說也不能達到他的邏輯要求，弄得我不敢開口說話。沒辦法，有一次我對他說“我不敘述，我給你表演吧”。他竟非常高興，認為是找到了最好的交流方式，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可以通過觀察、發現，自己去下判斷。


當時，他身邊跟著一位年輕人，是一位在部隊上當衛生員的轉業兵，分配到精神病院工作。他想要學專家的真本事，寧可伺候專家，為的是看他怎麼治病。二十多年過去了，這個勤奮刻苦的轉業兵的頭發白了，也成了專家。


在我辦公室的抽屜里有好多瓶抗精神病類葯物。如果吃上幾粒就可以見上帝了。這都是我請“轉業兵“給我幾個朋友開的。葯不能放在病人處，只能放我這。如果你看見我一早一晚急匆匆地走，那不是在鍛煉身體，而是去給朋友服葯。


許多病人是不肯去精神病院的，所以，我有時要把“轉業兵”請到我的辦公室來做客。別人看我在和兩個朋友閑談，其實我是在掩護醫生診病。


看著“轉業兵”，讓我想起當年的那個專家。“轉業兵”和那個專家一樣的理性。我承認他現在的水平的確達到了專家的高度。我的病人朋友一個個都是刁鉆古怪的，對“轉業兵”好象不是我請來給他們看病的醫生而是為他們找到的敵人，千方百計地刁難他，可都難不倒他。當他使我的朋友病情穩定時，我的朋友往往要請他吃飯。在酒桌上，他一口飯不吃，一口酒不喝，甚至不喝一口水，至始至終，筷子不曾拿起過。而我要做的是，讓這一切顯得正常、自然。他只做一件事——說。不停地說。這張說話的嘴絕不能為吃而停頓。朋友看我那麼“自然”，都分外懂事，絕不勸他停下來吃一口菜。過后會奇怪地問我“我怎麼看醫生比我病的還重啊？”他和他的專家老師一樣患上了他們的職業病。


有時，路過精神病院我會進去和醫生們聊會天。我一次，我拍門，一個穿白大褂的年輕人瞪著一雙典型的神經質的眼睛看著我。他在審視我的神經正常度，我快樂地與他打招呼，微笑……可他無動於衷，不開門。我斷定他是病人，拿出醫生對病人的架勢，一瞪眼，一聲吼，他就給我開了。進去后，我到醫生辦公室說：“你們怎麼讓病人看門，還讓他穿白大褂？”大家笑說，那是新分來的醫學院本科大學生。我聽了感到不可思議，怎麼剛來就得職業病了？


醫生們聊天時喜歡為人做精神分析。有時也給我做，結論是我也有精神病。我並不生氣，因為在他們眼里無人不是精神病。我聽他們分析希特勒是輕燥狂，我點頭，接下來他們分析列寧也是輕燥狂，再接下來……我想，耶穌，釋加牟尼，誰也跑不了精神一病的命運。既然無人不“精神”，我又能逃到哪里？


於是，從中醫，也就是我母親那里， 我不覺得精神病是什麼改變人本質的病。從西醫那里，也沒有得到一個明晰的界定。如今，西方對精神類疾病的看法也發生了改變。有一部叫《美麗心靈》的美國電影，歌頌一個“美麗的大腦”，大腦的主人公就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納什（John Nash）————一個終生精神病患者。他來中國參加世界數學家大會時，中國記者被告之不能用閃光燈晃他。影片結尾表現他領獎時，看到他的幻覺人物也都來參加他的頌獎晚會，他平靜地看著他們……


如果說瘋狂的人是感性的，那麼精神病醫生的極為理性怎麼也使他們精神出偏呢？


經常，醫生不是愁治不好病，而是治好了放入社會還不行，現實，是許多人的致病原因。有的人之所以瘋，恰恰是身體啟動了自我保護機制。人本身並不是理性動物。我的一個朋友開車躲對面突然出現的車時，本能反應左打舵，結果坐在副駕馭位上的他母親被撞死了。他親眼看見他母親死在他面前，可他卻失憶了。只失去了這一小段記憶。他認定是他哥哥開的車造成他母親的死亡，時不常地關愛他哥哥以減輕哥哥的“內疚”。我天天和他在一起，觀察到，除了失去這段記憶外他沒有其它異常。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痛惜大學生跳樓，反對以“精神病”為借口對大學生跳樓無動於衷。因為精神病人也一樣可以擁有美麗的大腦。我們不應找醫學理由放棄對他們的關心、愛護。

Kevin

（六十四）

昨天，我和朋友走在街上，遇到一位從北京回來探親的醫生。朋友就向他咨詢自己的腎病。他是西醫，常做手術，問到一系列的檢驗指標，告訴朋友要注意肝膽，並講到腎與肝膽的關系。朋友說她的膽被摘除了，沒有注意的問題了。醫生頓時拉下臉來說“我說的臟腑關系不是西醫的。”我在一旁笑了，心想，如果外國醫生到中國來行醫，一準糊涂，因為中國中西醫界線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中國人治病的方式和治病結果也會把外國醫生搞糊涂。


遇到一個幾個月未見的朋友，問他這幾個月做什麼去了？他說治病去了，得了白血病。我驚訝地看著他，他和以前一樣，怎麼也看不出是白血病人。他說他住進了天津血液研究所，醫生說他至少也得做四個化療才能使病情穩定。在第一個化療期間，他不停地收集信息，並進行全面分析，認為自己做一個化療就可以了，然后不告而別，從醫院逃跑了。他連家人也沒告訴，獨自一人跑到大西北，找到從研究所聽來的一個中醫吃上了中葯，把病治好了才回來。他得意地說，他沒花多少錢就把病治好了。看他治白血病竟象治個普通病，不得不佩服他真是有主意。不由的想，如果他是個西方人又往哪里逃呢？中國的事真是有意思。


我認識一位老醫生能治癌症，前年去世了。他本是西醫，但也學了中醫，我曾親眼看他把我朋友的父親的肺癌治好了。他的治法是前心后背敷葯帶喝葯。我曾質問他為什麼要我們許多錢。因為天下就沒有這麼貴的中葯。他告訴我說，他治病的方子是一位老中醫傳給他的，方子其實也不太特殊，只是葯真，是他早年所存，現在已不可能再有，他說“我這點葯是用一次少一次，葯用光了，我就再也不能治癌了，就指望這點葯養老哪”。


由此我想，母親看病的效果好，和她的葯好也有很大關系，她總是不停地收集和儲藏中葯。如果她在大醫院，使用葯房的葯是否還有同樣的療效呢？


母親給過我一塊“鹿胎膏”，是獵人打野鹿獲得的鹿胎，拿來由母親熬制的。葯制好了，獵人給我母親留一部分作為酬勞。母親在治諸如不孕症等婦女病時使用，效果很好。母親告訴我這葯不可多吃，每次只吃黃豆粒大小一塊。我有時吃上這麼一點，就能感受到葯力很大。許多年后，當我也想給女兒備份這葯時才發現，我根本不可能弄到貨真價實的“鹿胎膏”了，雖然我到養鹿場去買，可吃一大丸進肚也沒啥感覺，方知道母親的葯有多麼好。


由此，我知道現在的中醫為什麼衰落了，如果我母親活到今天，她的療效也不一定能有當年那麼好，因為她沒有應手的葯可用。現在的醫生不可能象我母親當年那樣親自動手採集、在民間搜集一些中葯。我小時就常幫助母親把有的葯放到酒里，把有的葯用玻璃紙包好用蜡封上……母親給人看病之所以那麼胸有成竹，那麼自信，和她箱里備有這些葯不無關系。


女兒的師傅在中醫院就直接指揮葯房的工作，患者每抓一副葯都要拿給他查驗，他檢驗的就是葯的質量，他說他不求葯的質量好，只要不是假葯、毒葯就好。再者，如今葯房的人把葯抓錯是常事，他不能不防。


我建議女兒以后到農村行醫，告訴她，這樣可以得到一些諸如“牛黃”“狗寶”之類的中葯。


回憶有關母親的事並不是憶舊，任何曆史上的今天都是今天的曆史，母親當年連自己也說不清的好多做法，到今天才顯現出意義。我之所以用敘述的方式談中醫，是想盡可能地保持客觀。世界上什麼東西是真實的？不是我的論文，我的判斷和結論。我只想把事情盡可能按原貌表述出來，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和下結論。


我之所以用描述的方式談中醫，還在於我對形象的情有獨衷。我也認為形象的信息是全息的。


我注意到母親看病時對病人夢中形象的重視。當病人述說的“夢多”“做惡夢”時，常要究問夢的具體內容。因為疾病的微弱信號往往通過夢中形象向人報告


大腦為什麼在具有邏輯思維能力的同時還會選擇象征性形象表現在人的夢中呢？比如，你從道理上接受一件對你前途有好處的工作，可你卻可能在夢中開飛機，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把你內心的精神狀態完全表現出來了。女兒三、四歲時，我不知教育女兒是聽話點好呢，還是獨立點好，於是我就做了一個夢，夢見女兒鉆進動物園的老虎籠子里去了。見女兒象對待貓一樣撫摸睡覺的老虎我不敢大喊，壓低聲音叫女兒她又不理會……這個夢把我當時在教育女兒上的困惑形象地表現出來了。女兒少年時，表現出一些現代年輕人特點，我又再一次產生困惑。可這次做夢出現的象征形象連我自己一時也沒有解開。我夢見我的右耳上有一個密封的碩大的白金耳環。這讓必需天天上班的我十分為難，我先是想法弄下來，不成功，又想法遮蓋，也不成，最后我只好理直氣壯地走出門去，晃著明晃晃的耳環“我美，我願意”了。這夢讓我感到莫名其妙，不得其解。女兒聽了我說這夢，拍著我的肩說：“媽媽，我就讓你這麼為難嗎？”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了這個耳環的象征意義。理論只有給我們理由，形象卻可以把包括情感在內的全部信息發送給我們。大腦猶如一台高靈敏度的儀表，對人體內部在生活中許多不為人知的細微運動都有反應，大腦對人體的掃描情況不是用一篇論說文來報告我們，甚至還要躲過我們通過學習儲存在意識中的理性，用形象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其中的道理是什麼呢？

Kevin

（六十五）


當年看母親看病也挺隨意的。遠近鄰居來問病，母親有時脈也不瞧，就讓我給包兩包葯，這給我留下看病這事挺簡單的印象。如今我明白，這不是看病簡單，而是對病人的熟悉，這正是西方施行的家庭醫生的優點。


今年的體檢過后，一同事舉著心電圖，大呼小叫地到我辦公室說得心臟病了。我一聽就緊張，不是緊張她得心臟病，而是怕她大動干戈地治病，她的身體維持著一種很脆弱的平衡，任何治療措施都會打破這一平衡，使她真正致病。心電圖顯示她心臟供血不足，可她最近也沒失血，怎麼會突然不足了呢？如果這一氣血不平衡現象不是因為血不足，那就是氣相對足了。這讓我聯想到單位最近搞的文體活動對這個從不運動的人來說是有點吃不消了。但我不能說是這個原因，不然她更要拒絕運動了，我得找別的原因，我問：“你最近大量吃大棗了？”她說：“是啊，每天半斤，吃了一箱了，是大棗吃多了？”我告訴她停吃大棗，注意休息，一周后再去做個心電圖。另一個同事拿來化驗單，說膽固醇昇高了，我問他最近吃什麼了，問出他吃了一箱魚子罐頭。我說，你的膽都摘除了，你還吃那麼多魚子怎麼能受得了？別吃了，停一周再去化驗看看吧。后來兩人去檢查都趨於正常了。


如今我們都習慣把疾病看成是從天而降的災禍，把尋找病因當成是醫生的事而不是自己的事，其實大部分疾病我們都能順藤摸瓜自己找到原因的。我一個朋友的孩子在外地讀書，有一天校方突然打來電話說孩子癱瘓了，當地醫院治不了，校方正用救護車連夜送往省城醫院。朋友兩口子嚇傻了，也乘火車往省城趕，半路上打電話告訴我這事。考慮他兩口子沒什麼親屬，又慌了手腳，怕誤了孩子的病，我乘下一班火車也趕去了。


動用了省醫院各種高科技手段，什麼檢查都做了，就是找不到病因。校方說是因為軍訓淋了雨，孩子上了床之后就全身麻痺，不會動了。我看孩子不燒、不腫、不疼的就問孩子和同學有沒有過身體激烈碰撞？他想了想說有，他正跑著，和迎面跑來的一個同學撞到了一起，那個同學倒了，大家去扶倒下的同學，他被撞到一棵樹上站住了沒有倒，當時有全身麻木的感覺。我去找醫生把這個情節告訴他們，他們又來詳細詢問一番，然后請來一位女博士為孩子針灸，針了二十多天后孩子就痊愈出院了。女兒曾說，在西醫院的神經內科,中醫出身的醫生比西醫的有優勢。


早年，我對母親的生活方式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她不在主流社會，沒有社會地位和社會名望，單純、幼稚，不了解社會，缺乏社會經驗……可當我在社會中走過大半生后，我卻基本否定了自己的社會價值。


近日，一個朋友把他大學剛畢業即將走上工作崗位的兒子領到我這里，讓我給上“政治課”，告訴他社會的潛規則……女兒小時候，每當我向她提出一條要求時她就要問我為什麼，每次我都回答她，不是我要求她非如此不可而是社會要求它的每一個成員都必須如此。


我們都在適應社會，並認為不管花多大的代價也都是正常的，好象不如此就不能生活，不如此就不是一個社會的人。可裝了一肚子社會經驗的我，回過頭來一看，這些世事通達真的是學問嗎？如果沒有母親比照，我絲毫不會懷疑我的做人經驗是學問，前幾天參加一個業務研討會時大家還專門談到這些經驗的價值是寶貴的。


可母親的一生，既無社會經驗，又不懂社會規則，甚至連一點自我保護意識也沒有，但她卻生活得從容不迫，舒展大方。便是在文革形勢最嚴酷之時，父親被揪斗，被毆打，而成分是地主，又開著個體診所的母親卻沒有受到一點點刁難，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麼？社會經驗真是必須的、有用的麼？


如今想來，母親的生活也是社會化的，而且是真正的社會化。她行醫，但不掛牌，也不做廣告，靠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社會各個階層，各個年齡段的人都來找她。母親相當於鄰居們的家庭醫生，母親的診所相當於現今的“社區服務站”，母親與人們的關系能說不是社會關系？母親與人們所構成的社會能承受文革這樣的沖擊，而我們在社會中收獲的卻多是世態炎涼。對比母親，我的社會經驗又有多少價值，有多大必要呢？


我之所以支持女兒學中醫，也是不想讓她象我一樣學了很多社會經驗，動用了許多聰明才智卻只是為了能在社會上立足，其實人生完全可以不需要這一套，可我年輕時卻把這作為一門學問來學，以為這是真知。


母親只致力於中醫就可以在社會上立足，她不懂什麼經營理念，什麼人際關系……她沒有被人騙過，被人訛詐過，沒有過醫療糾紛等麻煩事。母親所處的社會關系是真實，穩定，自然，安全的，她是真正植根於百姓。所以，母親從未感到世界是復雜，危險的，從未感到人心是險惡的，這使她保持了天真，單純。無論我父親怎樣為母親分析社會復雜、人心叵測，母親總是混然無覺，毫無防範意識。而我卻覺得父親說的很對，熱衷於不斷裝備自己，並活到老學到老，可到頭來卻發現，如果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不是建立在人性的、自然的基礎上，那麼我們即使終生致力於防範也未必能獲得安全感。


母親終生用自己的本事幫助別人，也終生獲得別人的幫助。她與人的關系不是建立在金錢關系上，有錢的人來看病是自覺交錢，沒錢的人，有時是老人，有時是孩子自己來更沒有要錢的理。便是聽說誰病了，還要派我去探視，不僅送葯上門，還要送些水果點心。我說過母親一生拜過三個師傅，她告訴我，第一位和第三位師傅不貪財，但第二個師傅就有點重錢，也很有一些錢，結果害得兒子抽大煙死了。母親沒有留下錢財，她的吃穿也不比別人好。經常有人給她送禮，那時的禮物多是水果、點心、罐頭之類的，可母親從不允許我和弟弟們動。記得因為母親不允許大弟弟吃一塊點心，奶奶心疼大孫子還罵了母親，然后上街給我大弟弟買了一個燒餅。我總是替母親把這些東西分送給各家各戶的老人。在我成人之前，我沒有吃過一個完整蘋果，總是與人分享，一塊四分之一的蘋果，能被我用前門牙刮上好久，十分美味。

KEC

很長很長的”小說”（唔知係咪應該用小說去形容），稍看了幾節，有很多很多點都有同感．有時間把它分段細味．

nastsin

也曾看過部份，是不錯的文章。
謝謝啊！

Kevin

（六十六）

由於少年時挑水、擔柴，過於負重，造成我脊柱側彎，用X光看是S形的。我調侃說，歪脖樹也是樹，歪著也能活，要是把歪脖樹整直了，會要它命的。十幾年前走路時被迎面而來的一個彪形大漢猛地撞了一下，當即貼在墻上就不會動了，站著緩了好一會才慢慢蹭著回家去，至此，左半身就不靈便，尤其是左臂麻痺、無力，隨之失去了痛疼感、溫度感等感覺。我認定是那一撞，把我本來就已改變生理彎曲的頸椎給撞出毛病了。看別人治療頸椎病效果也不好，加之沒有時間看病，這一拖就是六、七年。

有一次在醫院抽血，護士是個新手，連扎三針沒回血，就有些慌。我勸她別急，慢慢扎，說我這條胳膊不疼，她不要有壓力。一個從我們身邊經過的醫生就批評我說：“你這人太嘎咕了，她給你扎不上，本來就慌，你用這種方式挖苦她，不如直接批評她。”我大呼冤枉，申明我這條胳膊真的是沒有疼痛感，跟一條木頭胳膊差不多……醫生奇怪了，問是什麼病？我說是頸椎病。醫生說，笑話，你們這些病人就能自己亂起病名，頸椎病怎麼是這症狀？他便給我做了一番檢查，斷定我是腦袋里長瘤了，讓我做CT。那時做CT很貴，我不肯做，反駁他說：“這瘤子是突然長在腦袋里，又六、七年不再長大？”他覺得我這話有道理，於是說，這麼著吧，你別在咱們這里檢查了，我就是這的最高水平，你去找專家看看。他給我寫了一個人名，讓我到另一個城市去找一位神經專家，回來把診斷結果告訴他。



半年后，我出差時順便找到這位專家，他的診斷是：脊髓空洞。陪我去看病的朋友問，能治麼？專家笑說，聽說好象有人能治。我一聽醫生這語氣就知道沒希望了。朋友又問：發展下去會怎麼樣？醫生說，癱瘓唄。朋友還要問，我她拉出了醫院，我說，你還問啥呀？沒看出來這是沒法治的病麼？此后，我就常作癱瘓后的生活打算。到了前年冬天，我的左臂出現皮膚潰爛，肌肉萎縮，指甲坏死，繼而手指不能並攏、伸直，呈爪樣手。朋友們看了無不挽惜：可惜你漂亮的手了，這下不能參加“玉手大賽”了。女兒給我針灸，告訴我她們學校神經科的教授說，這種情況只能維持，不可能逆轉。我心理也明白，這病只能拖延，不可能好轉。看著我的“玉手”一天天變成了禽樣的“爪”，我拿出一副接受科學真理的大無畏氣概。

有一天，因朋友有病我領著去找女兒的師傅看病。女兒的師傅看到我的手問起，他便要求我服葯醫治，說著就給我診脈、開方。我笑道：“也行，我這也算是疑難雜症了，你就拿我做試驗，探索一下這不治之症怎麼治吧。”女兒的師傅當即就不高興了：“這怎麼是拿你做試驗呢？中醫從不認為什麼病就是絕症和不治之症，該怎麼治就怎麼治，對症了，沒什麼病是不可逆轉的。”我雖不指望治好，但出於延緩病程的考慮，我答應吃他的葯。他讓我把葯打成散劑，我嫌散劑吃著麻煩，就用蜜做成了丸，一天吃兩丸，心想，這麼大的病，一天吃這麼兩丸草葯能解決啥問題？這葯斷斷續續吃了一年，手臂的萎縮不僅遏制住了，失去的肌肉又大多回來了，而且手指能伸直，並攏，現在我練著又能打跳西班牙舞用的那種響指了。     

有人諷刺說治疑難雜症是中醫最后一塊遮羞布。我想，現代醫學認為是不可逆轉的病到中醫手中能讓其逆轉，這能不讓人有時覺得中醫神奇嗎？對此，女兒解釋說，這神奇本是不存在的，一百年前，不管中醫治好了什麼病，人們都覺得是應該的，沒什麼神奇的，倒是對比著覺得西醫神奇的不得了。如今，是西醫判定有些病是絕症和不治之症，可在中醫的經典中對這些病可能早有論述，在治法上中醫也是有章可循的，何難之有？我笑道，這麼說，中醫的神奇還是西醫給封的了？女兒說，正是，沒有中西醫對比哪方也不神奇。讓女兒這麼一說，我又坦然接受我的“爪”子變回了“玉手”。

女兒的師傅每日鉆研中醫經典，在他眼里我的病就是“偏枯”，而不受脊髓空洞這個病名的影響，他開方給我調養氣血，疏通經絡，而不去想什麼脊髓病變。雖說我的胳膊是受脊柱神經控制，但我在現在頗為自如地伸展左臂時不由地想，上級當然是領導下級的，可這下級的手臂活躍了是不是也對脊髓上級產生積極影響？

女兒師傅性情的清高使他與主流思維拉開稍許距離，得以保持了中醫的一些特質。雖然他在給病人看病時也常用西醫的名詞和病理解釋，那是在用科學武裝自己，為了便於與病人溝通、交流，骨子里他還是個中醫。

Kevin

（六十七）

爭論不清的問題把其還原成存在就不難看出其合理性。中醫治病的互動性、預測性，簡易性，自然性，廉價性、群眾性、救濟性、平等性等等，都不完全是由中醫的醫學性質決定的，而是中醫在幾千年生存、發展道路上與現實磨合所形成的生存法則。因為中醫在曆史上不是官醫，不是靠政府給予行政支持生存的。中醫的生存之道，自有其現實合理性，這一合理性在今天中國的也沒有消失。


中醫的自生性為現代醫學發展可提供許多有價值的參考。它不斷修正與現實的關系，尋求與現實的最佳結合並獲得自身的生命力。


通過對中醫在我家三代人身上的表現，可看出中醫衰落的原因是什麼，西醫與中國現實的距離在哪里。人生不僅僅是一個人的一生，還有如我母親、我、我女兒這樣連續的人生。當把一個人的人生放在這種連續的人生中時，許多的個性色彩和偶然因素就呈現出共性特點和必然性。許多細小的事件也為現代人提供有價值的啟示。


如果我們不是把眼睛安蒙上，不是只盯著科學，那麼，認真觀察生活所得到的知識和智慧可能不會比科學發現的更少。我有個朋友否認女人的智能。我笑問：你以為人類的智能是單獨繼承父親的基因，母親只傳個空殼？朋友問，男人靠社會和科學發展智能，女人靠什麼？我說，女人靠觀察和感覺。


曆史上表現出智慧的女人常被當做女巫看待。可我看這個“巫”字卻感到很親切，很哲學。這個“巫”字看上去是人大腦的象形，有左腦和右腦，一邊代表內在的人，一邊代表外在的人……


母親在世時，教過我氣功。當出現身體功能紊亂時，她就說：“含口氣”。我小時得過哮喘，因為喘不上來氣，我只得用氣功呼吸法。后來又因傷力和脊髓空洞等症造成巨大疼痛，在不可解時，我用氣功緩解疼痛。后來我發現氣功還有一個理順情緒的作用。當我遇到一些看似不可解的心理沖突時，我會含口氣靜坐一會。這時，感覺到氣功能在我的心中辟出一間會議室，讓心理沖突各方坐下來開會。這時你會發現人的自我成分比較復雜。女兒問我，怎麼個復雜法？我舉例說，女兒小時候有一次淘氣，把我氣得不行，我扯過她來想打，可舉在空中的手突然痙攣，怎麼也落不下來。本來恐懼的女兒見此情景竟然笑了。過后我對她解釋，我說，我奶的脾氣暴烈，打孩子挺狠的。我母親性格柔和，不打孩子。所以，一見女兒淘氣，我奶在我身上的遺傳就命令我舉起了手臂，而我母親的遺傳又拉住我的手，不讓我打她的外孫女。而在我內心，因沒打成孩子，我奶的性格成分就沖著我母親的性格成分咆哮，於是，於是，在強烈的內心沖突中我打了自己腦袋一拳。為了平息內心的矛盾，我只好坐下來，含一口氣，開辟個心理空間，讓我奶和我母親進行對話。象我母親活著時對我奶奶用以柔克剛法一樣，在我內心中，我母親的成分會勸我奶奶的成分息怒。如果我不給她倆開民主生活會，雖然她們早已去世多年，可她倆的矛盾沖突還會在我體內延續。如果無視她們的矛盾沖突，她們就會把我的身體做為戰場，在戰爭中，除了交戰雙方，被破坏最大的恐怕就是戰場了，何況這交戰的雙方如今也成了我呢？我的損失何其大也？


如果我們對生命的理解是簡單的，那麼我們發射到火星上的飛船就會無功而返。如果我們對生命的認識在不斷加深中，我們就得不斷發射飛船到火星去。

中醫不是當今主流醫學也成為一些人否定中醫的理由，這種以結果論的否定法失之簡單。中國人講此一時彼一時，時空對應，何況每個時代都有時代病，這病候就在主流上。比如大家普遍對當今主流教育不滿，可在中國可有非主流教育？誰能開設第二種教育？一個小小的“孟母學堂”都不能主流教育所容。我曾想在課堂上稍稍改變一下教學方式，可學生站起來告訴我，老師，課不是這樣講的。誰能象鄭淵潔那樣違反《教育法》不讓孩子上學？


女兒拍著我的肩說，年輕人要當罐子，儲存知識，釀造思想；人老了，開始分泌思想，“精滿自溢”，就應該做管子，讓思想輸出。


從我的母親到我的女兒，中醫在我家從我這里走了一段彎路又轉了回來。女兒有時候會批評我說，這一段彎路的代價也太大了，如果我母親的經驗能被我傳承下來的話，女兒在學習上就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可中醫在我這里被夷成一片平地，為此我很內疚。作為一代中國人，我愧對先輩。為了彌補我的過錯，我只能把我對中醫的少許記憶盡可能原樣地描述出來，以供女兒參考。如果還能給其他人以啟示的話，我的負罪感是不是更能減輕一些？

Kevin

（六十八）


母親給人看病時，如果我父親在，他有時要跟著搗亂，鼓動母親的病人接受西醫新的科學技術療法。他弄了一些土霉素片給我，告訴我得了感冒不用喝桂枝湯，吃消炎片就行。有一次來了一個病人，臉色黑乎乎的，難看極了。母親感到奇怪，怎麼也找不出原因。我父親見了，就同病人聊了起來，問他是做什麼工作的等等。然后打一盆熱水，拿一塊肥皂。讓這人猛洗兩遍臉。再看時，臉色就好多了。原來這人整天燒煤焦油，每天洗臉冼得不徹底，天長日久，這臉色就烏了。為這件事，父親很得意，大大嘲笑了一番中醫，並向我吹噓他的判斷力。如今我看有些人反對中醫的做法與我父親當年就如出一轍。不過母親還是勸我喝點桂枝湯。母親讓我觀察，經過西葯治療后的人陽氣往往被壓住了。她怕我的表症吃西葯后變成里症了。


我覺得中醫的可貴之處還在於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審視西醫的視點，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作用也是如此。西醫和西方文化到底需不需要另一個審視它的視點？


為什麼在談到東西方文化時，只能做捧與貶的選擇？如果我說我研究中國文化的動機是用中國之石攻西方科學之玉行不行？我說我打磨一個中國的金剛鉆為的是想攬點西方的瓷器活可不可以？


如果沒有一個當中醫的母親，而只有一個狂熱追求科學的父親，我可能終生難以獲得一個審視現代科學的視點。審視現代科學怎麼能被理解為是拋棄科學觀點呢？西方科學和中國傳統文化在我家就是我的父親母親。我很難把科學精神與我父親分開，也不能把傳統文化從我母親身上分開。任誰對父母也不會做出存一去一的選擇，更不會唆使他們離婚。


如果我失去父母的文化，那麼我還有一個“求諸於野”的選擇，那就是我奶奶的民間哲學。我奶奶認為婚姻大於一對男女。我父母的世界觀雖然不一樣，但在我奶的主持下也照樣結了婚，生了四個孩子。那位簽名要取諦中醫的教授，怎麼不先與當中醫的老婆離婚？所以，還是我奶說的好，什麼也不能大過過日子。中西醫之爭，中西方文化之爭，都呼喚一種能對這兩種文化進行整合的大文化產生。


我之所以從對母親和女兒的感情入手談中醫，在於我認為情感是根。情感和理性相互為根，不可單立單行。僅有情感無以闡述，只有理性就是外星人。


跟外星人說話也是一件很費勁的事。因為語言和文章的本質就是“斷章取義”留有很大空白。我們教孩子寫作文時，簡略的方法就是，在這個時代大家都知道的“不言而喻”的事理可簡寫或略寫。可這對外星人就不行了。它們“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置身在人類任何一個曆史時空中。因此，他們對人類的好多理論沒有“不言而喻”的理解能力。因此，人類給外星人發送的金屬板只有圖。華羅庚主張把我國古代的“青朱出入圖”送去。我主張把陰陽八卦圖帶上。為什麼人類文明在這塊金屬板上要歸於不言而喻的形象和意象？


在地球上，在當今時代，我們自產了一批秉持著外星人客觀的“地球外星人”。他們不調整自己的時空位置，不去打造時空“蟲洞”，不以不言而喻的方式進行學習，不僅不能理解傳統文化，對當代好多事物也做不到不言而喻。他們坐等呈上來。持著一寸長的邏輯，判定這也不是，那也不是。與小孩子一寸長的邏輯相反，這些“地球外星人”的邏輯脫離地球實際。如果從中醫角度看，這些人得的也是時空錯亂病。


只有外星人可以要求人類割斷情感與理性的聯系。在目前理性偏執的情況下對情感回歸，以便以情為根重新選擇理性，這是中國人歸本溯源的校驗方式。回歸，不僅是候鳥和一些魚類的行為，人類在精神上也需要從根基上再長新枝。


中國人講究時與位，不僅中醫治病是調整生理上的時空位置。中國命理學也是時空哲學。如果我們學會了認識上的時空轉換，就不難理解古人的思想，如果沒有對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下知識的把握，何來融會貫通？


以科學名義對中醫和其他文化趕盡殺絕是陷科學於不仁不義之地，非真正熱愛科學之士所為。目前的批判邏輯把人分成對和錯，智和愚，好和坏，貴和賤，這本身就是排除異已外帶價值評判。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在學術之爭中充滿了諷刺、譏笑，汙辱和漫罵。一開始我還認為這是修養問題，后來認識到這是邏輯問題。這個邏輯所犯的最大錯誤是不尊重人，否定別人的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難道一個理論是正確的就可以是反人類的？


我十二歲時，隨父親到農村插隊落戶。父親在農村推行科學種田，使用良種、化肥。搞農業機械化。他鼓動農村青年學科學，學實用技術，我目睹了父親引導他們學習的過程。其實這些農村青年都非常聰明，我父親就起個啟蒙作用。一直嘲笑中醫的父親，在引導農村青年對醫學發生興趣時用的卻是一只耳朵模型和一本從我母親處偷來的草葯書。他從耳針療法和草葯治病入手，鼓勵兩名女青年擔當赤腳醫生，先用最簡單的辦法治最簡單的病。父親這時怎麼不提倡西醫療法呢？因為沒有經濟后盾。他制造的播種機是木頭的！父親從隊長那批了一塊地，讓赤腳醫生種了一些中草葯。我還幫他們採過紅花。


父親當年向我描繪的人類未來社會有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發展。物質這方面發展得十分迅猛。精神方面卻陷於停頓。比如，父親預言，漢字不僅要簡化，還要拼音化，然后是世界語——全世界同說一種最合理的語言。那時候有些人專門致力於世界語的創造。父親說，世界語也不理想，表達最完善的是數學語言，未來社會人人都是數學家。為什麼父親的預言沒有實現？這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