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行訣辨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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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方證辨僞（之一）
新西蘭注冊中醫師公會  羅鴻聲
按：近年來，一些學者和專家對《輔行決臟腑用藥法要》（簡稱《輔行決》）進行了研究，普遍認爲《輔行決》不是僞書，而且對張仲景《傷寒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代表人物有：馬繼興、錢超塵、馮世綸、叢春雨、王淑民等，馬繼興在《敦煌古醫籍考釋》：“現在通過敦煌出土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卻發現了不少久已失傳的古代‘經方’。《法要》一書雖非梁•陶弘景原著，但係隋、唐時人傳錄陶氏佚文而成。其時上距漢季未遠，故所引錄當時所見“經方”之文，多係北宋以後學者與醫籍所未能得見者，因而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馮世綸在《中國湯液經方》第一章《傷寒雜病論溯源》寫道：“漢晉許多名醫都看到過《湯液經法》，陶弘景從《湯液經法》中檢錄60首，記錄于《輔行訣》中，張仲景主要依此撰寫《傷寒雜病論》。《輔行訣》中許多方劑和其适應證都可以在《傷寒雜病論》中找到相應的方劑和适應證。” 叢春雨在《敦煌中醫藥精萃發微》一書中寫道：“該卷是敦煌中醫藥醫經類著作中極具代表性之佳作，不僅有極高的學術價值，而且至今在臨床上都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錢超塵在仲景論廣《伊尹湯液》考一文中寫道：“《輔行訣》以确切的資料證明《傷寒雜病論》是在《湯液經法》一書的基礎上撰成。”“《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在研究《傷寒雜病論》文獻發展史上具有極爲重大的意義。”近來錢超塵先生等借張大昌的名義從張大昌衆多弟子處收集了21種《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版本彙集成冊出版。并将《輔行決臟腑用藥法要》的書名改爲《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 》，由于這些學者的推波助瀾，一時間，《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成了研究《傷寒論》的熱點，上述學者和專家的觀點在中醫界幾成定論，誤導了許多學子。然而，筆者花了四個多月認真研讀《輔行決臟腑用藥法要》，對其内容進行仔細的考證，卻發現此書有許多可疑之處，是一本徹頭徹尾的僞書，正如王雪苔先生所說“《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是不是出自敦煌千佛洞石室密藏的古卷子本，這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帶有很大根本性的問題。如果确實有過古卷子本，那就表明在北宋初期之前已有此書傳世，意義不可低估；如果不曾有過古卷子本，那就肯定是近代作僞，毫無價值可言。”本着實事求是，正本清源的原則，将不定期的推出考證文章，供大家讨論。
《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中小補腎湯有云：“小補腎湯：治虛勞失精，骨蒸，羸瘦，脈快者方。
地黃  竹葉  甘草各三兩  澤瀉一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日三服。小便血者，去澤瀉，加地榆一分；若大便見血者，去澤瀉，加伏龍肝如雞子大；若遺精者，易生地黃爲熟地黃二兩；若小便冷，莖中痛，倍澤瀉爲二兩；少腹苦迫急者，去澤瀉，加牡丹皮一分；心煩者，加竹葉；若腹中熱者，加栀子十四枚，打。”
在這一段文字中，有“地榆”“伏龍肝”“遺精”“熟地黃”“牡丹皮”等術語，還有“一分”計量單位。因爲上述研究者都肯定《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是敦煌遺書，而且爲陶弘景所撰，其中的醫方《湯液經法》所載，下面筆者就這些術語進行分析考證。
1、遺精：遺精乃中醫病證：宋以前醫家有“失精”“夢失精”“洩精”“精溢”等名稱。如《金匮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篇云：“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爲清谷，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加龍骨牡蛎湯主之”。又云：“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錄云“洩精”，《諸病源候論》稱“精溢”，其中的虛勞病諸候篇云：“腎氣虛弱，故精溢也。見聞感觸，則動腎氣，腎藏精，今虛弱不能制于精，故因見聞而精溢出也”。而“遺精”出一詞，出宋•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其膀胱疝氣小腸精漏篇云：“治遺精夢漏，關鎖不固，金鎖丹。”其後《丹溪心法》《醫宗必讀》《景嶽全書》将遺精列爲專篇進行論述。故“遺精”一詞乃南宋以後醫家用語。
2、熟地黃：地黃出《神農本草經》，宋以前醫家稱“地黃”、“乾地黃”、“生地黃”，未有稱“熟地黃”者，考“熟地黃”之名出自宋代蘇頌的《本草圖經》，其文曰“熟乾地黃最上。出同州，光潤而甘美。南方不復識。但以生地黃草煙熏使乾黑，洗之煤盡，仍白也。”因而“熟地黃”乃宋以後家所用。
3、牡丹皮：亦出《神農本草經》，宋以醫家均稱“牡丹”，考牡丹皮之名乃出自金•張元素《珍珠囊》。
4、地榆始載于《神農本草經》，列爲中品。謂其“主婦人乳痓痛，七傷，帶下病，止痛，除惡肉，止汗，療金瘡。”魏晉時期《名醫别錄》曰；“止膿血，諸瘦，惡瘡，……除消渴，補絕傷，”“主内漏不止，血不足。”故唐代以前本品主要用于婦科及外科瘡瘍及金瘡；唐•《藥性論》補充地榆之重要功用謂：“止血痢”。至宋初《日華子本草》明确了本品在血證及痢疾方面的重要功用及主治，云：“止吐血，鼻洪，月經不止，血崩，産前後諸血疾，赤白痢并水瀉，……止腸風”。宋以後逐漸總結本品之功效爲涼血止血，止痢，解毒斂瘡。因而，小補腎湯中“小便血者，去澤瀉，加地榆一兩”顯然爲宋代以後的用法。
5、伏龍肝：伏龍肝之名出《名醫别錄》。
6、“分”的計量單位：考漢代計量單位中唯有“铢、兩、斤”而無“分”名，據《漢書•律曆志》記載： “權者，铢、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 知輕重也，……二十四铢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亦云“古秤唯有铢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爲一铢，六铢爲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方有云分等者，非分兩之分也，謂諸藥斤兩多少皆同耳。先視病之大小輕重所須，乃以意裁之。凡此之類，皆是丸散，丸散竟便依節度用之。湯酒中，無分等也。在《武威醫簡》中的醫方有以“分”計量，然《武威醫簡》之“分”即份也，并非實際重量錢分的“分”，而是等份之意，爲比例之“分”，在方中無分、兩混用的現象，方中凡用兩者，則均爲兩，用分則全爲分。張仲景《傷寒論》中也有方劑以“分”計量，如：三物小白散、十棗湯、瓜蒂散、半夏散、四逆散和牡蛎澤瀉散等，但在方中并無分、兩混用的現象。唯宋本《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第十二中的麻黃升麻湯有分、兩同用，其文曰：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喉咽不利，唾膿血，洩利不止者，爲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方九。 麻黃二兩半，去節 升麻一兩一分 當歸一兩一分 知母十八铢 黃芩十八铢 萎蕤十八铢。一作菖蒲  芍藥六铢 天門冬六铢，去心 桂枝六铢，去皮 茯苓六铢 甘草六铢，炙 石膏六铢，碎，綿裹 白朮六铢 乾姜六铢。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内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頃，令盡，汗出愈。”但對比孫思邈《千金翼方》卷十厥陰病狀第三，則云：“傷寒六七日，其人大下後，脈沉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瀉利不止，爲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方∶麻黃（去節）二兩半、知母十八铢、葳蕤十八铢、黃芩十八铢、升麻一兩六铢、當歸一兩六铢、芍藥、桂枝、石膏（碎，綿裹）、乾姜、白朮、茯苓、麥冬（去心）、甘草（炙），各六铢。上一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貳沸，去上沫，内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一炊間當汗出愈。”說明宋本爲後人所改。此外，《輔行訣》之小補脾湯中亦有“加茯苓一分”、“加人參一分”、“加乾姜一分”；小補肺湯中有“加海蛤一分”、“加澤瀉一分”；等語，方中則分、兩混用，顯然不是漢制。馬繼興先生在《敦煌古醫籍考釋》一書中均将“一分”改爲“一兩”，并解釋爲“甲本乙本皆作‘一分’。按《本草經集注》四分成一兩”，據本書通例，用量不當如此之少。疑‘分’當爲‘兩’字之誤，今改。” 其實按陶弘景《本草經集注》所說“六铢爲一分”，上述湯方中的“一分”爲六铢，在上述張仲景《傷寒論》的麻黃升麻湯中亦有六铢之量。所以馬繼興先生的更改是毫無依據的，他的解釋也是一種臆斷，如果隻有一處是寫“一分”，則有誤寫的可能，而《輔行訣》中用“分”計量者是多處，又在不同的方劑中，且甲本是按所謂的“原卷子”抄錄，而乙本又是張大昌認真整理的，不可能兩本都在同一處有誤吧！假若小補脾湯、小補肺湯、小補腎湯等爲《湯液經法》之方，則應寫作“六铢”而不是“一分”，這說明《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五臟補瀉湯方并不是《湯液經法》之方。
從以上分析可知，《輔行訣》所用術語多爲南宋以後醫家之語及藥名，因而，《輔行訣》所載方不是《湯液經法》之方。敦煌遺書寫卷的抄寫年代，大致在南北朝、隋、唐、五代之間，寫本題款有紀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爲西涼建初元年（公元405年）所寫的《十誦比丘戒本》，最晚者爲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敦煌王曹宗壽編造帙子入報恩寺記》，而《輔行訣》此段文字所用上述術語如 “遺精”“熟地黃”“牡丹皮”均晚于敦煌遺書寫卷的最後年限，此外，“地榆”的用法也是宋代以後的用法，故可以肯定《輔行訣》不是敦煌遺書寫卷。這方面的證據在《輔行訣》的五十一首醫方中還有很多，以後筆者将會慢慢貼出。


《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方證辨僞（之二）
《輔行訣》云“弘景曰外感天行，經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湯”明确說明二旦六神大小等湯出自《湯液經法》。下面我們來分析六神中的大、小朱鳥湯：
《輔行訣》：“小朱鳥湯：治天行熱病，心氣不足，内生煩熱，坐卧不安，時下利純血如雞鴨肝者方。
雞子黃二枚  阿膠三錠  黃連四兩  黃芩  芍藥各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連、芩、芍三物，取三升，去滓。内膠，更上火，令烊盡。取下待小冷，下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大朱鳥湯：治天行熱病，重下惡毒痢，痢下純血，日數十行，羸瘦如柴，心中不安，腹中絞急，痛如刀刺者方。
雞子黃二枚  阿膠三錠  黃連四兩  黃芩  芍藥各二兩  人參二兩  乾姜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連、參、姜等五味，得四升訖，内醇苦酒二升，再煮至四升訖，去滓。次内膠于内，更上火，令烊。取下，待小冷，内雞子黃，攪令相得即成。每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小朱鳥湯中有“時下利純血如雞鴨肝者”之語，此一描述出自《諸病源候論》、《外台秘要》及《聖濟總錄》等書。《諸病源候論》卷十七痢病諸候蠱注痢篇云：“此由歲時寒暑不調，則有濕毒之氣傷人，随經脈血氣，漸至于臟腑。大腸虛者，毒氣乘之，毒氣挾熱，與血相搏，則成血痢也。毒氣侵食于臟腑，如病蠱注之狀，痢血雜膿，瘀黑有片如雞肝，與血雜下是也。”和《外台秘要》。卷二十五蠱注痢篇云：“《古今錄驗》療純痢血如鵝鴨肝，并協蠱毒方。” 《聖濟總錄》卷七十七云：“凡下痢膿血間雜瘀黑有片，如雞鴨肝，與血俱下者，蠱痢也。此由歲時寒暑不調，濕毒之氣，襲人經脈，漸至藏府，毒氣挾熱，與血相搏，客于腸間，如病蠱注之狀，故名蠱痢也。” 蠱注痢與慢性細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慢性非特異性潰瘍性結腸炎等相似。
大朱鳥湯有“惡毒痢，痢下純血，……弱瘦如柴”之語。考漢代，無“痢”之病名，《說文》亦無“痢”字。《内經》有“腸澼”之稱，《傷寒論》稱“利”“下利”等。魏晉之際，始有“痢”之名，“痢”字出《玉篇》卷十一疒部：“痢，瀉痢也”，葛洪《備急肘後方》則有“毒痢”之語。
此外，在此二方中，阿膠的計量單位爲“錠”，阿膠爲“三錠”。考小朱鳥湯即爲《傷寒論》之黃連阿膠湯，《傷寒論》中黃連阿膠湯方中阿膠爲“三兩”，宋本林億曾在“三兩”下注“一云：三挺”，《千金翼方》爲“三挺”，《外台秘要》作“阿膠三兩”，宋臣注“一云：三片”。考“錠”字，古時用金或銀鑄成一定形狀，名之“錠”，其輕重略有定率，或五兩或十兩不等，在元以前稱“铤”，故清代翟灏《通俗編》云：“世俗計金銀以錠，錠爲铤之訛。”後又用作計量金、銀、墨等物的單位。漢代時，錠是指盛熟食無足的蒸器，并不是計量單位，如《說文》：“錠,镫也。” 錠和镫均是古代盛熟食器皿，《廣韻》：云：“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豆是指古代宴會和祭祀時盛放食物的器皿。“挺”古代可用作挺直物的量詞，如《儀禮鄉飲酒禮》：“薦脯五挺”。故《輔行訣》中大小朱鳥湯之“阿膠三錠”并非漢制。從以上分析可知，《湯液經法》爲西漢時期之書，不可能有“毒痢”之語及以“錠”作計量單位，也不可能以晉唐時代“蠱注痢”的表現來描述“下利純血”，是《輔行訣》作僞者以《傷寒論》之黃連阿膠湯篡改爲“大、小朱鳥湯。”可知《輔行訣》之僞也。


《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方證辨僞（之三）
《輔行訣》大瀉肺湯云：“治胸中有痰涎，喘不得卧，大小便閉，身面腫，迫滿，欲得氣利者方。
葶力子熬  大黃  芍藥各三兩  甘草炙  黃芩  乾姜各一兩
右六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溫分再服，日二服。”

“痰涎”一詞，考《說文》既無痰字，亦無涎字，此二字皆魏晉以後才出現，魏晉以前《神農本草經》有“淡癖”之語，《金匮要略》中有“淡飲”之名，《脈經》亦作“淡飲”。 痰字，《說文》及《玉篇》均未載，始出唐《一切經音義》，胡吉宣《玉篇》校釋云：“慧琳五、二、字書：痰，胸中病，集訓聲注云：胸中水病也。文字集略：病也，胸中液也”。涎字，《說文》作㳄字，“㳄，慕欲口液也”《玉篇》卷十九水部“涎，口液也，𣵿，同上。亦作㳄”胡吉宣《玉篇》校釋云：“本書原本止收𣵿字，涎蓋孫強增入” 《玉篇》卷九㳄部“㳄，《說文》曰慕欲口液也，亦作涎、𣵿”𣵿《玉篇》“同涎，本作㳄”。《集韻》“㳄，涎本字”。痰涎連用始見于宋代王衮《博濟方》，如卷三痰飲篇云：“壞涎丸：治痰涎壅盛，服藥未退，頭重心煩，飲食不下。”故《輔行訣》大瀉肺湯用“痰涎”，乃隋唐以後醫家用語。
“大小便閟”亦是隋唐後之術語，隋唐以前稱：不得前後、不得大小便、前後不通、大小便不利、便溲難、泾溲不利等。《諸病源候論》則有“大小便難”、“大小便結澀”、“大小便不通”、以“閟”作爲病名，則始見于《素問•五常政大論》，曰：“其病癃閟”，王冰注“癃，小便不通。閟，大便乾澀不利也”。
關于葶苈子之名，在甲本與乙本均寫作“葶力子”，考“葶苈子”之名，《神農本草經》作“亭曆”，《爾雅•釋草》云：“蕇，亭曆”;《說文》：“蕇，亭曆也”；《西京雜記》云：“亭曆死于盛夏”；以上可知，晉以前“葶苈”作“亭曆”。《說文》無葶、苈二字，二字出自《玉篇》卷十三草部：“葶，又音亭，葶苈也；苈，葶苈也”，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云：“亭字或作葶。曆字或作苈。《廣雅》云：‘狗荠，大室，亭曆也’”今《輔行訣》此方有“葶力子”之語，可知非《漢書》所說《湯液經法》之方。

《輔行訣》瀉肝湯云：“救誤用吐法。其人神氣素虛，有痰澼，嘔不止，驚煩不甯者方”其中“痰澼”一詞出《千金要方》卷十七肺勞第三厚樸湯，云：“治肺勞風虛冷痰澼水氣，晝夜不得卧，頭不得近枕，上氣胸滿，喘息氣絕，此痰水盛溢方”  
以上兩方既不是《湯液經法》之方，也不陶弘景所集，乃後人作僞也。


《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方證辨僞（之四）
《輔行訣》云：“陶云：經方有救諸勞損病方，亦有五首，然綜觀其要義，蓋不外虛候方加減而已，錄出以備修真之輔，拯人之危。”此段文字明确說明此五方出自《湯液經法》。下面則對此五方進行考證。在諸勞損病方中，有筋極、脈極、肉極、氣極、精極等名詞，考《内經》、《難經》無“六極”之名，“六極”出《金匮》，極，盡也。六極指六種極度虛損的病證。雖在《金匮要略》中有“六極”之名，但未具體指哪六極，直至隋唐始有具體的稱謂，但對“六極”的解釋亦有差異。《諸病源候論》卷三虛勞病候（上）曰：“六極者，一曰氣極，令人内虛，五臟不足，邪氣多，正氣少，不欲言。二曰血極，令人無顔色，眉發堕落，忽忽喜忘。三曰筋極，令人數轉筋，十指爪甲皆痛，苦倦不能久立。四曰骨極，令人酸削，齒苦痛，手足煩疼，不可以立，不欲行動。五曰肌極，令人羸瘦無潤澤，飲食不生肌膚。六曰精極，令人少氣噏噏然内虛，五臟氣不足，發毛落，悲傷喜忘”《備急千金要方》在每論一臟病時則列一極，肝病“筋極”，心病“脈極”，脾病“肉極”，肺病“氣極”，腎病“骨極”，“精極”也列于腎病下。後世《金匮要略》注家注“六極”多宗孫氏之說。《諸病源候論》與《備急千金要方》兩相比較：《諸病源候論》的“血極、肌極”，《備急千金要方》則爲“脈極、肉極”。觀《輔行訣》五首補方，亦是本孫氏之說。因此，無論是《湯液經法》或是陶弘景均不可能寫出筋極、脈極、氣極、精極、肉極等病名，隻能是後人僞托。
養生補肝湯有“筋極”，“大便秘塞”及芒硝之名。如“養生補肝湯：治肝虛，筋極，腹中堅澼，大便秘塞方。
蜀椒汗，一升  桂心三兩  韭葉切，一把  芍藥三兩  芒硝半斤  胡麻油一升  右六味，以水五升，先煮椒、桂、韭葉、芍藥，取得三升，去滓。内芒硝于内，待消已，即停火。”
“大便秘塞”乃便秘之意，隋唐以前，與便秘相關的稱謂有：大便難、大便硬、大便堅、大便不通、大便不利，如《黃帝内經》《傷寒論》、《金匮要略》、《脈經》等，即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亦稱“大便不通”。至隋唐，則有“大便秘難”及“大便秘澀”之稱，如《諸病源候論》、《備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秘字《說文解字》及《玉篇》均不載，《說文》有袐字，曰：“袐,神也。從示,必聲”。秘字出《廣韻》，《廣韻至韻》曰“袐，密也；神也。俗作秘” 《集韻》“袐，音毖，密也。通作秘。”《正字通》“從示從必。俗從禾作秘，訛。” 從以上可知，“秘”字的出現應在南朝梁以後。故《輔行訣》“大便秘塞”非隋唐以前醫家用語。張大昌追記本（乙本）作“大便閟塞”，雖将“秘”改爲古“閟”字，亦不符合隋唐以前醫家用語。
  “芒硝”之名出《本草經集注》，作“芒消”，考“硝”字，《說文》無，出《玉篇》卷二十二石部“硝，硭硝，藥石也”。《正字通》“硝，藥石也。方書硝有七種：樸硝，芒硝，英硝，馬牙硝，硝石，風化硝，玄明粉。本作消，俗訛爲硝。”        
固元補腎湯有“精極”、“遺精”及“咯血”等語。如“固元補腎湯：治腎虛，精極，遺精，失溺，氣乏無力，不可動轉，唾血、咯血方”。精極、遺精已于前述，“咯血”之咯字《說文》《玉篇》均不載，出《集韻》。“咯血”一詞出自宋•許叔微《普濟本事方》，乃宋以後醫家用語。
以上證明此五補方并非《漢書》所載《湯液經法》之方，亦非陶弘景之方。



《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書名考證
《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書名,爲甲本抄錄“原卷子”時的書名，張大昌追記本也是此名，故可以肯定此書“原卷子”名稱即爲《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無疑。下面我們來分析此書名的涵義。“輔行”即輔助正使行事的副使，亦有輔佐之意。出自《孟子•公孫醜下》：“孟子 爲卿於 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趙岐注：“輔，副使也。” 《戰國策•秦策二》：“甘茂 對曰：‘請之魏 ，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 高誘 注：“輔，副介也。”《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 周公輔行。” 《說文》：“訣，訣别也。一曰法也。” 在此處，訣當法解，輔行訣即一種輔佐方法。唐代釋湛然著有《止觀輔行傳弘訣》一書，止觀，乃佛教修行法門之一。“止”爲梵文(奢摩他)的意譯，意爲掃除妄念，專心一境；“觀”爲梵文(毗缽舍那)的意譯，意爲在“止”的基礎上發生智慧，辨清事理。佛教主張通過“止觀”即可“悟”到“性空”而成佛。《止觀輔行傳弘訣》書名之意爲輔佐止觀傳弘的方法，可以簡化稱爲《止觀輔行訣》。從《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内容看，是用藥補瀉臟腑來輔助修道的，但《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書名并不明确，按其字面的意思隻是“輔助方法臟腑用藥法要”或“臟腑用藥法要的輔助方法”，既不能反映“用藥補瀉臟腑來輔助修道” 之意，于文理不通順，以陶弘景的文學素養，絕不會有此不倫不類的書名，若要表達“用藥補瀉臟腑來輔助修道”之意，書名應是《修道輔行臟腑用藥訣》，因而，說《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是陶弘景所撰，值得懷疑。
近來錢超塵先生等借張大昌的名義從張大昌衆多弟子處收集了21種《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版本彙集成《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傳承集》出版。并将《輔行決臟腑用藥法要》的書名改爲《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 》， 對于改名之事,錢超塵先生在《〈輔行訣〉抄本尋蹤》一文中作了說明：“《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簡稱《輔行訣》) ，曾被稱爲‘《輔行訣藏腑用藥法要》’，對于書名，筆者基于實際考察發現《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 全文皆論五臟證治，基本不涉六腑證治。今得張大昌親筆注釋本，書題亦爲《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這就證明該卷子的正确書名當爲《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而非《輔行訣藏腑用藥法要》。” 其後錢超塵先生在《〈輔行訣〉抄本訪求記》（載《<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中作了進一步解釋：“《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之名稱，馬繼興《敦煌古醫籍考釋》、《敦煌醫藥文獻輯校》均稱爲《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逐漸爲人習知，今改稱《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理由如下：  ①《輔行訣》一書的内容以論述五臟證治爲主，很少論及六腑證治；②張大昌先生授徒時多用‘五臟用藥法要’之名，有王子旭先生珍藏張大昌1974年同名手錄本存世；  ③《輔行訣》張偓南别集本爲‘陶弘景先生五臟法要别集’，而不稱‘臟腑法要别集’；④張大昌先生所撰《輔行訣》注釋本用《<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略述》書名； ⑤《輔行訣》趙俊欣抄本、孫伯果抄本皆名爲‘輔行訣五臟用藥 法要’； ⑥張大昌親筆所抄《沾沾堂三世書珍。五臟補湯别本集》書名中亦強調‘五臟’二字。 據此，本文集名爲《<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但爲了保存各抄本的原始面貌，有的抄本原名是‘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錄入 時一仍其舊，不做更動。這一點務請讀者注意。”
上述錢超塵先生的解釋是沒有說服力的，第一，錢超塵先生未見過《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原卷子，書也不是錢超塵先生寫的，錢超塵先生是不能僅憑内容随意更改書名，這是對原作者的不尊重；第二，雖然張大昌授徒時多用“五臟用藥法要”之名，但授徒時所用名稱不一定是正式名稱，很多是授課者習用的名稱，是不能作爲更改文獻名稱依據的。而且王子旭先生珍藏張大昌1974年手錄本的名稱是《陶隐居五藏用藥法要》，與張偓南别集本及張大昌親筆所抄《沾沾堂三世書珍。五臟補湯别本集》一樣，其内容與《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差别很大，絕不能等同于《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因此，這三本書是不能作爲更名依據的。就好比《傷寒論》爲宋臣所定名，其後許多醫家均對《傷寒論》闡釋一樣，你不能說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是張仲景的《傷寒論》。第三， 張大昌親筆注釋本書題《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據錢超塵先生《<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介紹：“該本封面題‘《<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述略》，原著：隐居陶弘景，張唯靜釋注。封底有：‘轉抄于公元一九八三年三月。《<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述略》是張大昌先生釋注本。張大昌健在時，弟子多次要求張老對《輔行訣》一書進行注釋，以便弟子學習和應用。1979年張大昌先生注釋完畢後将注釋本親手交予劉德興先生保存和學習。1983年2月，劉德興赴北京中醫學院深造學習，威縣人民醫院石金鑄書記請求借讀，後丢失，僅存中醫科高尚忠大夫的轉抄本。高尚忠大夫将轉抄本交給劉德興大夫珍藏。’”此本是1979年所注釋，而張海洲轉抄本，張大昌追記本較此本爲早，即劉德興本人1975所抄本、衣之镖1976年本、張大昌抄本殘卷（1977年前）均作《輔行決臟腑用藥法要》，忽視早期多種抄本名稱，而僅以一個後期抄本名稱來改名，是不夠嚴謹的。此外，趙俊欣抄本來歷不明、孫伯果抄本亦爲後期（1976年）抄本，其書名均不足爲憑。
更改文獻名稱是一項非常嚴肅和謹慎的工作，必須依證據和事實行事，張海洲轉抄本是按原卷子抄寫，原卷子爲張大昌所藏達數十年之久，若張海洲轉抄本的書名有誤，絕不會被張大昌所認可，既然張大昌認可了張海洲轉抄本，并且參考張海洲轉抄本寫出追記本，亦是置《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之名，這就說明原卷子名稱是《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無疑。今存《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最早抄本是張海洲轉抄本（1972年春），其次是張大昌追記本（1973年），其後出現的抄本均是在這兩個本子的基楚上形成的，在沒有其他确鑿證據的前提下，絕對不能以後出的抄本否定這兩個抄本的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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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方證辨僞（之五）

《輔行訣》云““弘景曰外感天行，經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湯。昔南陽張機，依此諸方，撰爲傷寒論一部，療治明悉，後學鹹尊奉之。山林僻居，倉卒難防外感之疾，日數傳變，生死往往在三五日裏，豈可疏忽，若能深明此數方者，則庶無蹈險之虞也，今亦錄志之”此段明确說明了二旦六神大小等湯出自《湯液經法》。考“天行”一詞出自《肘後備急方》，卷二有“天行諸痢”，“天行毒病，挾熱腹痛，下痢”，“天行四五日大下熱痢”，“辟天行疫疠”之語。《小品方》第六卷治冬月傷寒諸方，云：“論曰：古今相傳，稱傷寒爲難治之病，天行溫疫是毒病之氣。而論治者，不别傷寒與天行溫疫爲異氣耳。云傷寒是雅士之辭，云天行溫疫是田舍間号耳，不說病之異同也。考之衆經，其實殊矣。所宜不同，方說宣辨，是以略述其要焉。（引《陰陽大論》略）”， 然而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期，醫家對天行與時行常常互用。“時行”一詞出自《傷寒論• 傷寒例》所引《陰陽大論》，其後《諸病源候論》均有論述。例如《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凜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周密，則不傷于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于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暑病者，熱極重于溫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皆由冬時觸冒寒冷之所緻，非時行之氣也。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冷，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諸病源候論》卷九《時氣病諸候•時氣候》云：“時行病者，是春時應暖而反寒，夏時應熱而反冷，秋時應涼而反熱，冬時應寒而反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病無長少，率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宋臣在“新校《備急千金要方》例”中云：“加以古之經方言多雅奧．以痢爲滞下，以蹶爲腳氣．以淋爲癃．以實爲秘，以天行爲傷寒，以白虎爲曆節，以膈氣力膏肓，以喘嗽爲咳逆，以強直爲痙，以不語爲癔，以緩縱爲痱，以怔忪爲悸．以痰力飲，以黃爲瘅，諸如此類，可不讨論、而況病有數候相類、二病同名者哉”
從上術引文可知，“天行”是與溫疫或疫疠連用的，乃毒病之氣所緻之病，屬疫病，說明傷寒與天行是不同的兩類疾病，但魏晉以前無“天行”之名，故“以天行爲傷寒”，即漢代對外感熱病均稱傷寒。若真是《湯液經法》之方，在其方證中就不會出現後人所說的“外感天行”之語了。
六朝之時，“天行溫疫”乃毒病之氣所緻，傳變迅猛，然陶弘景本人在山中既有《範汪方》日夜玩味，又撰《效驗方》五卷和《補阙葛氏肘後》，這些書就錄有張仲景醫方及其他救急之方，假若按《輔行訣》所說的有此數方則庶無蹈險之虞的話，陶弘景本人何必還去撰《效驗方》五卷和《補阙葛氏肘後》呢？何不将這些方劑編入《效驗方》和《補阙葛氏肘後》中呢？
二旦六神大小湯的來源：二旦即陽旦和陰旦，六神指清龍、白虎、朱雀、玄武、勾陳、騰蛇。考陽旦湯和陰旦湯均出自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九，未注明出處，唐•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引《古今錄驗方》亦有陽旦湯，之前古醫籍未載此二方。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源于中國古代的星宿信仰，中國古代将天空分成東、北、西、南區域，稱東方爲蒼龍象，北方爲玄武(龜蛇)象，西方爲白虎象，南方爲朱 雀象，是爲“四象”。 東漢末期，道教興起後，沿用古人之說，将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納入神系，作爲四方護衛之神。自道教創立之後，也開始了“援醫入道”的活動，至葛洪與陶弘景時期達到高峰。至于何時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爲中醫方劑名稱，目前所知，隻有《傷寒論》中有青龍、白虎、玄武湯（宋本爲“真武湯”，千金翼方爲“玄武湯”），是否與道教有關，不得而知。然《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則說二旦六神大小湯出自《湯液經法》，這是明顯錯誤的。考《漢書》收書下限爲揚雄，其年代已在西漢末期。則《漢書•藝文志•方技略》所載之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至少應成書于新莽之前，而道教之興則在東漢末期，故在《湯液經法》成書時，尚無“援醫入道”的情況，而《湯液經法》又不是道教之書，因此，不可能《湯液經法》用道教的四方護衛神來命名方劑。
綜上所述，說明《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所列的“二旦六神大小湯”乃作僞者選用《備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的陰陽二旦湯及《傷寒論》中的青龍、白虎、玄武湯加減拼湊而成。
但道家是春秋戰國時代以老莊思想爲主的哲學流派，沒有任何醫學專著，更不可能有經方本草，可以說與醫是毫無關系的，頂多其某些哲學觀點與中醫醫理有相通之處，醫與道發生關系應在道教興起之後，特别是葛洪與陶弘景将其發揚光大。因此，《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中所說“昔南陽張機，依此諸方，撰爲傷寒論一部，療治明悉，後學鹹尊奉之”“張玑撰傷寒論，避道家之稱，”是令人置疑的。既然《湯液經法》成書于西漢之前，道教尚未興起，而道家與醫無緣，仲景依此諸方，撰爲傷寒論一部，根本與道家無關，何來避道家之稱？而且在仲景《傷寒論》中四神已居其三，即大、小青龍湯、白虎湯和玄武湯（真武湯），若仲景撰《傷寒論》避道家之稱，爲何此三者不避，而隻避朱雀呢？且仲景爲何要避道家之稱呢？假若仲景依《湯液經法》作《傷寒論》，不應該與大小青龍湯不應該與《輔行訣》所載的大小青龍湯有異。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源于中國古代的星宿信仰，并非道家專有，王雪苔先生在《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校注考證》一書也說過“四神與六神并不屬于同一範疇。四神代表四方、四時，古人多用于天文、地理、道教、民俗等方面，也偶爾用于醫藥，而六神則隻用于占蔔，從無用于醫藥之例”此外，仲景之書，在隋唐以前并無傷寒論之名，且“張機”之名亦乃唐以後才出現，即陶弘景本人在《本草經集注》中亦未稱張機及《傷寒論》，而隻說: “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并未提《傷寒論》之名，也未說張仲景之書是師式《湯液經法》，而是悉依本草。若陶弘景見過《湯液經法》，絕不會如此之說。
小陽旦湯即爲《傷寒論》桂枝湯，《備急千金要方》卷九名之“陽旦湯”，小陽旦湯與桂枝湯都有“桂枝”，考漢代以前及漢代用桂者，有寫“桂”“美桂”“菌桂”，但以桂爲多。如《五十二病方》《居延漢簡》《武威醫簡》等。本草專著中，桂的記載以《神農本草經》最早，書中分立爲菌桂、牡桂二條。南北朝時又有桂心之名，如陶弘景增補的《肘後百一方》中，桂的配伍最多，其次是桂心、肉桂、牡桂、桂肉等，在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也稱桂、桂心，尚無桂枝名稱。至隋唐時代始有“桂枝”一名。如《新修本草》卷12云：“謹按《爾雅》云，梫，木桂。古方亦用木桂，或云牡桂，即今之木桂，及單名桂者也。此桂花子與菌桂同，唯葉倍長。大小枝皮俱名牡桂，然大枝皮肌理粗虛如木蘭，肉少味薄，不及小枝皮也。小枝皮肉多，半卷，中必皺起，味辛美。一名肉桂枝，一名桂心”。此段文字明确說明牡桂的小枝皮一名肉桂枝，一名桂心，即桂枝即桂心。故隋唐時期，醫家的醫方桂枝和桂心藥名常混用，但以用“桂心”之名爲多，多數是方名爲桂枝，而藥名稱桂心，如《備急千金要方》所載28首仲景之含桂方中，有23方寫桂心，5方寫桂枝。《千金翼方》亦是桂枝、桂心混用。又如王焘《外台秘要》所載仲景含桂方約30首，隻有卷一所載“桂枝湯”中，寫桂枝，其餘方中均寫桂心，即使同一首“桂枝湯”，卷一寫“桂枝”，卷二則寫“桂心”。其後醫籍對桂枝的看法也與隋唐醫家相同，如五代《蜀本草》云：“牡桂，其嫩枝皮……謂之桂枝，又名肉桂” 寇宗奭《本草衍義》云：“《本經》止言桂，仲景又言桂枝者，蓋亦取其桂之皮也” 林億在《千金要方•新校備急千金要方例》云:“桂心蓋取其枝中之肉” 宋•唐慎微《重訂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卷12云有“臣禹錫等謹按蜀本圖經云，葉狹長于菌桂一二倍，其嫩枝皮半卷，多紫肉，中皺起，肌理虛軟，謂之桂枝，又名肉桂，削去上皮曰桂心，藥中以此爲善。”從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及王焘《外台秘要》可知，唐代張仲景《傷寒論》中桂的名稱是桂枝和桂心混用的，宋臣校正《傷寒論》時，爲統一起見，将書中桂心、桂枝等不同名稱全部統一爲桂枝。由于“桂枝”藥名是陶弘景以後的稱謂，因而可知在《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小陽旦湯有桂枝一名，顯然不是西漢《湯液經法》之方。《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在小陽旦湯後有“若加飴一升，爲正陽旦湯”之語，考《備急千金要方》卷九傷寒上篇發汗湯第五之“陽旦湯”云：“虛勞裏急正陽旦主之。煎得二升，納膠饴半斤，爲再服。”說明《輔行訣》之小陽旦湯及正陽旦湯乃篡改《備急千金要方》“陽旦湯”之名而成。

大陽旦湯有“氣息惙惙”之語及黃芪一名。如“大陽旦湯：治凡病汗出不止，氣息惙惙，身勞力怯，惡風涼，”。氣息惙惙一語出自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四腸痔第七：“諸痔去血過多，氣息惙惙，不下食，或腹痛牽引下部，當歸湯” 考惙字，《說文》：“惙，憂也。從心叕聲。《詩》曰：‘憂心惙惙。’一曰意不定也。陟劣切”，在漢代，惙作憂愁解。《玉篇》卷八心部云：“惙，疲也，又憂也”又《廣韻》疲也。又《集韻》《韻會》音啜，短氣貌。說明魏晉以後，“惙”始有疲勞、短氣之意。
黃芪出《神農本草經》，原名黃耆，宋元以前均稱黃耆，自元以後始有黃芪之名，李時珍《本草綱目•草一•黃耆》云：“時珍曰：耆，長也。黃耆色黃，爲補藥之長，故名。今俗通作黃芪。”
大陰旦湯有柴胡一名。《輔行訣》大陰旦湯與《傷寒論》小柴胡湯相同，考柴胡在唐以前名茈胡，如《急就篇》、《神農本草經》、《武威漢代醫簡》、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均作茈胡。唐《新修本草》認爲茈爲柴的古字，至宋《本草圖經》才首次以柴胡爲正名收載，《圖經本草》成書于公元1061年。《新修本草》已亡佚，《證類本草》尚存其文，《證類本草》茈胡條載“唐本注云∶茈是古柴字。《上林賦》云茈姜，及《爾雅》云藐（音邈），茈草。并作茈字。且此草，根紫色，今太常用茈胡是也。又以木代系，相承呼爲茈胡。且檢諸本草，無名此者。傷寒大、小茈胡湯，最爲痰氣之要。若以芸蒿根爲之，更作茨音，大謬矣。陳藏器陶云∶芸蒿是茈胡，主傷寒。蘇云∶紫姜作紫，此草紫色。《上林賦》云∶茈姜，今常用茈胡是也。”《本草綱目》茈胡條載：“時珍曰：茈字有柴、紫二音，茈姜、茈草之茈皆音紫，茈胡之茈音柴。茈胡生山中，嫩則可茹，老則采而爲柴，故苗有芸蒿、山菜、茹草之名，而根名柴胡也。蘇恭之說殊欠明。古本張仲景傷寒論，尚作茈字也。”《急就篇》爲西漢黃門侍郎史遊所作，《武威漢代醫簡》屬東漢竹簡，這說明漢代柴胡一藥均名茈胡，若《湯液經法》真有此方，其中的柴胡一藥肯定寫作“茈胡”，即使是陶弘摘錄或其弟子所輯，亦應寫作“茈胡”。敦煌卷子本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中“柴胡”均寫作“茈胡”。
小青龍湯有杏仁、桂枝藥名。《輔行訣》小青龍湯與《傷寒論》麻黃湯相同，方中均有“杏仁”一名， “杏仁”在明代以前作“杏人”，考明代以前，果仁的“仁”作“人”，《爾雅•釋木》郝懿行義疏云：“核者,人也。古曰核,今曰人。”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人部》：“果人之字,自宋元以前,《本草》方書，詩歌，紀載，無不作人字。自明成化重刊《本草》,乃盡改爲仁字”。《神農本草經》、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中杏仁均作“杏人”或“杏核人”《肘後備急方•治卒上氣咳嗽方第二十三》云：“治卒乏氣，氣不複，報肩息方。又方：麻黃二兩，桂、甘草各一兩，杏人四十枚。” 葛稚川此方與仲景麻黃湯方藥物組成相同而劑量不同。從其組方的藥名看，與通行本《傷寒論》比較，有兩藥藥名不同，《傷寒論》中的桂枝和杏仁，在葛方爲桂和杏人。此外，《外台秘要》卷二所載仲景《傷寒論》之麻黃湯爲“麻黃三兩去節，桂心二兩、甘草炙一兩，杏人七十枚去皮兩人尖碎”。由于《傷寒論》爲宋臣所改，其方中之桂（或桂心），均改爲桂枝。而傳世的所謂宋本《傷寒論》，乃江蘇常熟趙開美于明萬曆27年（1599）所刻，故杏人改爲杏仁。《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作僞者不明就裏，而将《傷寒論》中的麻黃湯抄錄其中，并改名爲小青龍湯。假若如《輔行訣》中的小青龍湯是《湯液經法》之方，那麽“桂枝”和“杏仁”應寫作“桂”和“杏人”。又假若《輔行訣》是敦煌卷子，小青龍湯方中亦應寫作“杏人”，因敦煌卷子本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中“杏仁”均寫作“杏人”。但《輔行訣》小青龍湯卻寫作“杏仁”，顯然是作僞者是從明代以後刊刻的《傷寒論》中，将麻黃湯改名爲《輔行訣》的小青龍湯之故。故可以肯定，在《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中，其方不管其名稱如何，凡與《傷寒論》之方藥物組成相同而方中有“桂枝”“杏人”者，均爲《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作僞者抄錄《傷寒論》之方。
大青龍湯有桂枝
大白虎湯有呷嗽之語,“大白虎湯：治天行熱病，心中煩熱，時自汗出，舌幹，渴欲飲水，時呷嗽不已，久不解者方。”呷嗽：出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呷嗽者，猶是咳嗽也。其胸鬲痰飲多者，嗽則氣動于痰，上搏喉咽之間，痰氣相擊，随嗽動息，呼呷有聲，謂之呷嗽。”
關于《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方證考證中藥物的名稱的說明
《輔行訣》方證中有些藥名出自隋唐以後，作爲南朝梁代本草學大家的陶弘景是不可能将其身後才出現的藥名寫入其著作中的。或曰《輔行訣》乃陶陶弘景弟子輯陶氏之語而成，然而所謂的《輔行訣》，據張大昌云爲敦煌寫卷，考敦煌寫卷的年限，最早者爲西涼建初元年（公元405年）所寫的《十誦比丘戒本》，最晚者爲宋鹹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敦煌王曹宗壽編造帙子入報恩寺記，若《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真爲敦煌寫卷，其書寫年份不應晚于宋鹹平五年，但《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中的柴胡、黃芪、杏仁、龍膽草、熟地黃、牡丹皮、川軍等名稱均晚于宋鹹平五年。這就是說，即使《輔行訣》爲陶弘景弟子輯陶氏之語而成，在《輔行訣》中也不可能出現這些藥名，因這些藥名與其年代不相符。又或曰這些藥名是抄寫者所改，但據王雪苔對張大昌的采訪可知，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其一是王子旭在1976年1月18日 “見到陶弘景書情況” 的材料上寫道：“抄寫中有不清之處随時問老師”，因而王子旭隻是照原稿抄寫，有不清之處，即随時問張大昌，因此，他不可能随意更改。其二，張海洲轉抄時，也未有更改，張海洲在證明材料上也寫得很清楚：“我本不業醫，所以抄錄無力增删，全依原貌”。其三，小補腎湯中的“若遺精者，易生地黃爲熟地黃二兩。”熟地黃是改不了的。其四，王雪苔采訪張大昌時，張大昌對《輔行訣》的某些古字特别強調，如，如果《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中的柴胡确實寫作“茈胡”，杏仁寫作“杏人”，而轉抄時改爲柴胡和杏仁，那麽張大昌肯定會有說明，但張大昌對此沒有說明，這就證明上述藥名均爲“原卷子”所有，“原卷子”的抄寫時間晚于宋鹹平五年，因而《輔行訣髒腑用藥法要》不可能是敦敦煌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