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中醫幾度秋涼

Kevin

（七十八）

人的生命之脆弱，往往瞬間就能消散；人的生命之頑強，又為現代科學解釋不了。

我認識一個十八歲臥床至今已四十載的全身癱瘓的類風濕病人。象霍金一樣，他全身也只有三個手指能動，霍金還可以坐在輪椅上，他連坐也不能。

霍金在二十二歲時被醫生判定只能活兩年，而今他過了六十五歲生日。

霍金報名參加2009年的太空翱游，準備實現兒時的夢想。醫生們斷言，霍金要是上太空非死在飛船里不可。我同意醫生的看法，但霍金要是活著從太空回來，就顛覆了生理學。

我那位因醉酒從樓上跌下來的朋友，臥床不到一年就死了。醫生講解說，只要臥床一周以上，人的肌肉力量就減少２０％，人體功能是用進廢退，臥床使人呼吸運動、胃腸活動減弱，血液循環緩慢，免疫力降低，各系統退行性病變、繼發性器官損傷不可避免，總之是條條道路通死亡。我們這位朋友就死於肺感染。


既然癱瘓病人從生理學上講很難活，為什麼我認識的這人癱瘓四十年還活著？而且大有活過一些肢體健全人之勢？為什麼象霍金這樣早就被西醫宣判死刑的人，其生命還在令人不可思議地延續？他們身體的抵抗力真的象西醫說的那麼低嗎？如果低，他們怎麼會活這麼久？如果不低，又是什麼道理？

用生理學理論不好解釋躺著不動也可以長壽。健康與長壽、生命與運動的關系現代科學還不能完全闡釋，這使我對進化兩端的人類生命生出許多想象，生命到底是什麼形態，可以是什麼形態呢？

對霍金，我們還可以說他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照料——好幾個專業護士24小時護理。而我認識的這人，幼年喪母，中年喪父，無學曆、無工作，領低保，生活條件和醫療條件都很差，身邊常常無人照料，他要能耐飢渴，忍不便……

我看他總是以一個姿式躺著，一雙棉手套時不時在身下墊墊。他的腿看上去與正常人差不多粗細，細看卻沒有肌肉，是腿骨疏松膨脹了，這樣的骨質，一碰就碎。他身上曾爛出幾個洞，露出骨頭，沒有葯，貼幾張紙，也自愈了。

他的生命，讓人震撼，給人啟示。

我曾跟他開玩笑說，上帝造他時只造個腦袋，沒造身子。只活一個腦袋的霍金幾乎顛覆世界。而我認識的這個人，其精神力量也相當強大。

記得中學讀書時課本里有一篇古文《獄中雜記》，說的是監獄環境惡劣，有傳染病，每天都死不少人。而令人奇怪的是，犯重罪的大盜卻幾乎不染病，便是染了病也很快就好。作者說，這是因為大盜氣盛的緣故。當時我就想，看來氣盛提高人的免疫力。

無論是霍金還是我認識的這人，都是身雖殘而氣不衰，不說是氣貫長虹也是氣沖霄漢。霍金的雄心自不必說，我認識這人的父親在世時曾雙手合什沖天說道，天啊，多虧老天讓他躺下了，不然他還不把天捅漏啊？

從霍金這樣癱瘓人身上我們可知男人的雄心可能更具有精神特質。據說，霍金家里貼有多幅夢露的畫片；他第二任妻子是他漂亮護士中的一個。我認識的這人也曾令幾個女人動心，他從中選出的妻子讓許多肢體健全的男人眼紅。

書，是精神力量的代表。我們看到，失去了“身體”的男人無不用書來實現自我。霍金是這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尼·奧斯特洛夫斯基是這樣；我認識的這人也寫了一部二百多萬字的書。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在作了九次大手術后憑直覺意識到治病與保命的關系。他對要給他做第十次手術的醫生說：“我已經為科學獻出了一部分鮮血，剩下的，讓我留著干點別的事吧。”然后他開始寫書。

西醫的著眼點是在“病”上，而中醫的落腳點是在“命”上。有“命”，“病”尚可治，沒“命”，便是華佗再世也回天無力。為了攻“病”便是攻了“命”也在所不惜的做法，中醫當然是反對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有時的確是反對治“病”的。


“治病治不了命”這句話是說病可治而命不可治，命只能保。便是治不了的病，病到讓人全身癱瘓，也不一定要人命，而非要治這樣的病很可能就要了人的命。我想，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如果不做那九次大手術傷了元氣的話，憑他的頑強意志，也許不至於三十二歲就死。

做為科學，應該不僅能解釋一般現象，還應能解釋特殊現象。中醫關於命、氣血、精神等理論或許可以解答我對霍金這樣人的生存疑問。中醫的精神是指精血和神識。中醫認為，人無形則神無以生；無神則形不可活。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上，中醫是把物質做為第一性的了，然而中醫又認為，神為形之主，神統攝著人的身體。從這一點上看，中醫又無比強調精神的重要作用。神以精血為基，精血為陽氣之依歸，陽氣在人體中的昇降運行才是人的生命，而“命”才是人的最本質特征。癱瘓人有病也有命，其“神”的統攝作用沒放棄，精血還在為命所用，為神所用，還在為霍金思想的產生提供強大的物質支持。霍金思想的洞穿力全世界人都感受到了。我認識的這個人象霍金一樣，其最大運動就是頭腦中的思想風暴。其思維之敏捷，反應之迅速令我驚嘆。從命這個角度看，霍金等人的生命不僅是頑強的，甚至可以說是健康的，所以外邪不侵。霍金在身體癱瘓的過程中還生了三個孩子，而他對女人的興趣也一直未減，這不是精血運行的作用？我認識的這人，氣色紅潤、聲音洪亮，目光如炬，他三十八歲結婚后生了一個孩子。

Kevin

（七十九）

現代社會為醫生的多樣性提供了現實性和可能性，醫生不再有統一模式。

便是在古代，中醫也有衣食醫和傳道醫之分。

我舅舅不是傳道醫，也不能算是衣食醫，我叫他“工作醫”。

姥姥死時，舅舅才三歲。用他的話說，是我母親承擔了他母親的角色。母親年輕時走南闖北，一直領著她這個小弟弟，自然地，舅舅被母親領進了中醫門。

舅舅被母親送進中醫院校學習，畢業后分到另一城市做醫生，和一位針灸大夫結了婚。

做為醫生，可以說我舅舅很稱職，他工作認真、負責，業務考試成績、學術研究成果、甚至外語水平都為同行稱道和認可，他干到了院長的位置。

母親和舅舅這對姐弟中醫，一個治病治得好，一個工作干得好，是不是都應算是好醫生？

但母親認為我舅舅不會看病，說一眼就看出是實病的人他還給人家開補葯。

我曾就此質詢過舅舅，舅舅說：“虛病和實病我還看不出來？你媽太傻、太實在，她不了解看病人的心理，我開的不過是人家想要的壯陽葯而已。”我說，你這樣做不是害人麼？舅舅說，人是不撞南墻不回頭，如果這些人的身體早晚要出問題，你認為是讓他們早出問題好還是晚出問題好？早出問題能得救，晚出問題救不了，能說我是害他們？

雖是歪理邪說，但舅舅話讓我一時無言以對。

著實說，中醫越老越吃香，舅舅如今應該是個大忙人才對。可他每天下棋、釣魚、上網，過著悠哉游哉的退休生活，根本不給人看病。倒是我那搞針灸的舅母一直沒得閑，天天為人針灸不止。

過去的中醫沒有退休一說，沒人給他們退休金，活到老干到老，母親給人看病就到生命最后一息。

然而，對舅舅來說，干中醫是參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所以，在拿到退休金不用再工作時，他也就不再給人看病了。所以，他如今雖然老了，但不能稱他為老中醫。

母親在醫院工作時，除了擔當醫生職責外，還給新參加工作的年輕人開班當老師，我曾見過她與學生們的合影。這批與我舅舅同齡的新中國一代中醫是在醫院中成長起來的，他們首先學會的是怎樣工作和適應醫院。而這個“工作” 有時候與治病是一回事，比如在強調“救死扶傷”時；有時不是一回事，如在強調醫院利益時。

醫院之所以是醫院，就是用工作統一醫生思想，用制度限制個人行為，保障醫院的運行機制。因此，對工作負責有時不等於對病人負責，既便是滿腔熱忱地投入工作也不等於是滿腔熱忱地對待病人。

人們從感情上接受不了北京朝陽醫院發生的孕婦死亡事件。但從工作角度看，醫生犯了什麼錯誤麼？是不認真，還是不負責？沒有。那麼，在醫院中，我們能對醫生提出大於工作的要求麼？

正是工作與治病的細微差別產生了醫患矛盾。我想，我舅舅這一代隔著“工作”搞中醫是不是造成中醫退化的原因之一呢？

我們是如此地習慣工作，以至於對工作從不質疑。我小時就認定工作是個光榮的字眼，認為母親不參加工作是落后、愚昧的表現。看來，中國古代官府不辦醫院，使中醫沒有“工作”可尋，必須直面病人的做法，正可保持中醫的生命力。

如果說母親學醫是為了救人救己，舅舅學醫是為了參加工作，那麼我女兒這一代孩子學中醫則大多是為了上大學。這樣一來，中醫人離中醫就更遠了。因此，大學畢業后很多孩子改行不搞中醫也就不足為奇了。

經常有親友問我女兒畢業后的工作安排問題。我和女兒都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工作也好，上大學也好，對女兒來說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不想讓女兒對“工作” 的理解比對病人的理解更透徹。中醫可以不“工作”，只要有行醫權就行。所以，當個游醫或坐堂醫都可以。女兒說，既便是辦醫院，她辦的也會是一個松散的聯合體。

女兒鼓動我侄子學中醫，我不贊成，因為我侄子是個“手在腦前行”的人，我認為他不適合學中醫。而女兒則認為中醫現在天地廣大，總會有適合他做的事情。可學了中醫的侄子卻在外科上顯示出天賦，他非常擅長縫合血肉模糊的人體。看他網上日記，寫得如同病曆。手術的每一個步驟，怎麼縫的腸，怎麼接的筋，清楚得可當操作規程。我開玩笑說，到我侄子手里的人，便是死了也被縫得整整齊齊。

雖說人死了縫好也沒用了，可凡是活過來的人又必須是被縫合好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侄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縫無類的做法也是有道理的。

當身體被創成開放傷，中醫的理論也隨之被創而破了。女兒面對血肉模糊的軀體就是舉著兩手一臉茫然，她的頭腦分析能力強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下往往不如我侄子馬上動手縫合來得實際。所以他姐弟倆相互配合比各自獨立行事更讓我放心。

不過，侄子在外科上的擅長讓我很為難，這表明他需要依附醫院。我打聽了一下，各級醫院的醫務人員都是人滿為患，侄子想要參加工作非常之難。但不管怎麼難他也得進醫院，因為誰能為他建個手術室啊？這下我明白中醫的外科為什麼不發達了，因為曆史上中醫沒有醫院，這正是萬事萬物有一利必有一弊。

醫生類型的多樣化既是社會現實也是社會現實的需要。為此，一味反對西醫或要求取締中醫都不利於醫學的整體發展。為了我女兒和我侄子能各得其所，我希望中醫和西醫共同存在、共同發展。

Kevin

（八十）

對於我的中西醫結合的主張，我聽到了一些來自中西醫兩方面的反對意見。有個網友來信說，你的中西醫結合主張如同讓天上的飛機拉著地上的火車跑。我覺得這個把西醫比作飛機，把中醫比作火車的比喻比我的“牛刀”、“雞刀”比喻好。我們有了飛機之后並沒有取消火車，從發展前景看飛機也不能取代火車。這不是僅僅靠論述飛機和火車的功能就能成立的。還要考慮地球能源和大氣汙染的承受能力。再說，有的人不肯坐飛機純就是害怕。我一看飛機乘務員演示救生方法就忍不住笑，這飛機要是往下一掉，啥救生法管用？


中西醫結合不是我從理論上選擇的主張，而是現實中的存在。百姓在看病的選擇上已進行中西醫結合了。病人們看中醫時手里是拿著一疊片子和檢驗單來的。來找中醫的病人身體或是浸透了西葯，或是做過手術的，還有受過放化療的，這些都是中醫需要面對無法回避的問題。中醫已不可能在純自然的環境下不考慮西醫在人體中的作用單純給病人看病了。如果說我母親的師傅可以不考慮西醫因素給人治病，到了我母親這一代中醫就已經無法做到這一點了。經過西醫治療的病人，我母親必須判斷西葯在人體內起了什麼作用，便是一個感冒，用過西葯后由表症變成里症，如果不考慮這一點中醫也無法施治。等到了女兒師傅這一代中醫，不僅治病時經常借用西醫病名和醫學術語，而且在治療過程中也要面對病人通過檢驗單和掃描圖象檢測中醫治療效果並讓你中醫做出解釋這一現象。我想，通過檢驗單上數據的變化，中醫人對中葯和中醫效法也多了一個思考角度，這對中醫未必不是好事。


我先后得過幾次急症，想找中醫一時上哪找去？為此，我也用過激素，甚至用過進口的，激素量大到當地醫生不敢用，還是北京專家叫喊著讓成倍加量。但西葯的副作用讓人感到如同多得幾個病，苦不堪言。通過弟妹我服用一個外地九十多歲老中醫的葯使我這些年得以控制病情。考慮到老中醫年齡大了，他的方子又保密，怕他去世了沒人救我，加之便是用快件郵葯也得三天，根本來不及，我就把他給我配的葯每次都存下來一些。服葯時，我不用水，而是在口中嚼著猜測葯的成分，竟然就讓我把主要成分猜著了。我把猜到的葯買來服用，效果也很好，自己頗為得意。上次犯急症，急服存下的葯，又再次買來我猜出的葯服用竟然無效。只好又用激素，又被副作用折騰得死去活來。后來老中醫知道了責問為什麼不找他。弟妹就把我存了葯吃了不好使的事告訴了他。老中醫聽了哈哈大笑，笑我自作聰明，說我每次發病的起因和病症都不一樣，我這次是連同心臟病一起發作，葯借不上心力，所以發揮不了作用。他又給我配了新葯，再次救了我。這次吃老中醫的新葯我就不猜是什麼成分了，甚至不想知道他治病的葯方了。因為我知道就是把葯方告訴我也沒用，他不是用方治我的病的而是用醫理，這怎麼是我能把握的呢？如果老中醫死了我再發病就只有用西葯到死了。


人的認識進步說一千道一萬，還是一個不斷給人類添加眼睛，添加頭腦，也就是添加新的感覺器官的過程。我曾說，什麼是哲學？就是瞎子論顏色。一萬篇瞎子論顏色的論文不如讓瞎子睜開一只眼睛。西醫的儀器銳化了我們的眼睛，可這是不夠的。


我一個朋友說，三星堆出土的人物為什麼會有柱形的眼睛？因為那時的人已經認識到人的眼睛是橫目，只能見到空間而見不到時間。所以三星堆人用柱形的眼睛告誡人們要用曆史的眼睛看事物，這就是縱目。中國人對縱目認識的追求便對當今科學也有很重要的借鑒作用。中醫是時空醫學，尤其是時間醫學。所說醫學的境界就是變肉眼為法眼、慧眼。愛因斯坦說，世界最神奇的事是這個世界是可以被認識的。我想，做為認識的主體，人是這個世界最高超的檢測儀器。我們在開發機械和電子儀器的同時，不要乎略人這個由造化自然加工了億萬年精密儀器。


做為中國人，我主張活一個完整的生命過程。我對女兒說，生命智慧有如池塘中的荷花，一天增一倍，二十天滿池。其實在二十七天時智慧才是半池，人生很可能在最后時段獲得大滿貫。所以我相信古人有智慧。時間不是任人表演的平面舞台，就象好酒，好香水都要長時間撂置以便各種成分一遍又一遍地相互微調一樣，我們個人的人生隨著時間的推進“今天”要與“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逐一產生化學反應。每一次反應都會使“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的顏色和質地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反對隨意人為中止生命進程，同時想告誡中止自己生命進程的人，他對人生意義所下的判斷不是定論，如果真有科學探索精神，就要等一下時間賜予人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我也反對給曆史划分階段。因為人類的曆史是一體的，曆史的意義隨著“今天”這個棋子的落下，色彩會為之一變，你甚至會發現，曆史與今天早有呼應，曾有過某種“暗示”。西醫今日的“起”是起於當初的“伏”；中醫今日的“伏”蘊藏著他日的“起”，這正是此一時彼一時。所以，真正的中醫人並不急燥，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


同事調離時送我辦公室一盆攀爬植物。這盆植物很快爬到了我蒼翠的“八寶樹”上。 纏得“八寶樹”漸漸失去顏色幾近枯死。就在我認為“八寶樹”在這場生存競爭中失敗了時，我發現它開始反敗為勝，最后“克”得攀爬植物枯死，只留下小小一根枝條。花盆中的“護盆草”結有細小如針尖的褐色種子，它用“爆破”的方式播撒種子。我望著天棚上密密麻麻的褐色種子奇怪：這得多麼大的“爆破”力量才能使這麼小的種子附著到天棚上？如果它有蘋果那麼大，它不是原子彈？我在桶里養著“開運竹”，每次我只給它換一半水，半年后，我竟在桶里發現為數不少的水螺！要知道我們的自來水不是來自河里，可是地下水啊！小小一間辦公室中的生態系統足以讓我困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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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臨床所見，很多的感冒病人，慣性地不問三七二十一先吃希望，而往往轉成了更糟糕的裡證。而根本不知道或者忘記了對於病毒性的感染，西藥根本沒有辦法，只會讓身體更糟糕。而即使是細菌性感染，過用寒涼也會對身體造成傷害。

檢測對於中醫而言，影響是兩方面的。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如果你能夠用中醫的思維去看待這些檢測結果，這時好的，等於在身體內部給身體把脈，某些時候更直觀些。但如果你偏向了西醫的思維去看待這些結果，往往會影響和干擾了中醫的判斷，這樣則還不如沒有這些檢測結果。

很多人吃一個方子好就當寶貝，不知人的個體狀況會變化，藥的搭配要因應作出修正，甚至是藥量也要修正！結果，某些狀況改善了，卻出了另外的狀況。

Kevin

（八十一）

家有孩子，總得想著給孩打疫苗。侄子、侄女都在我家，加上我女兒，孩子小時候這疫苗就打不過來的打，孩子打了疫苗后總有程度不同的各種反應。后來有一天我說，其實你們不用打那麼多疫苗，想想看，如果你們的同學全打疫苗，人人都不發病，誰傳染你們？所以，如果是你們同學全都打的疫苗，你們不打也罷。結果就出事了。一次，統一打流腦疫苗，從幼兒園到高中，所有孩子全打。打過之后，孩子們爆發式產生不良反應，住滿醫院，全城恐慌。我也慌了，一問，我家三個孩子個個有主意竟然全沒打，我說：“這下可糟了，全城的孩子傳染你們三個，這可如何是好？”火車不通，我用氣車把侄子、侄女送走，女兒不走說“要與家鄉人民共存亡！”把女兒鎖在家里，我參加“工作組”深入到學校協助醫生檢查孩子病情，忙了兩周，總算是平穩過渡。


女兒的堂弟打了乙肝疫苗后反出現乙肝病症，用激素治療導致肥胖，至今體重超重，多病纏身。我有個朋友，終生未婚，大家很好奇，懷疑她生理和心理上可能有問題。我就把這個問題向她提出來了。她很坦率，說她二十歲之前和所有姑娘一樣也是春情滿懷，春心蕩漾的。但下鄉期間有一次冬季上山砍柴，她迷路凍僵了，大家找到她后送到醫院，醫生給她大量用上激素，此后，她再看異性獻殷勤就如看小丑表演。她說，在這種心理狀態下結婚不僅是害別人，也讓自己痛苦，所以選擇獨身實在是別無選擇。


朋友生孩子，孩子一出生，醫生說有點喘，把孩子放稱上一稱，說體重夠，一針三合一的疫苗就給打上了。人家的孩子，我也不好阻攔，我想說，孩子既然有些喘能不能先不打疫苗，這疫苗到人體里是要有所反應的，豈不加重孩子負擔？打完疫苗把孩子放到保溫箱中，掛上一瓶抗生素，同時把氧氣輸上。這一系列行為弄得我心臟緊縮。這麼小的身體，剛到這個世界就給強行加入這麼多東西，如何容納呢？我把手伸進保溫箱，這個新生兒緊緊攥著我一根手指一夜沒有放開。我問醫生，這氧氣輸得時間長了聽說對孩子的眼睛會造成不可逆損傷，是不是得考慮一下？醫生說考慮不了那麼遠，只能顧眼前。這一夜，我老有一種要把孩子抱入懷中保護他的沖動。早晨我離開時囑附朋友家人給孩子個手指讓他攥著。人家笑我。我走了，孩子很快就死了。孩子只是氣喘，如果用上這麼多措施后的結果也是死亡，為什麼這個南墻我們要一撞再撞呢？


母親在時，不贊成給這麼小的孩子打吊瓶。對病人吃東西都提出忌食生冷要求的母親說打吊瓶是給孩子灌涼水，孩子陽氣返不上來命就沒了。好多在醫院越治越重的孩子到母親這母親只要求停葯孩子就一天比一天見好。不講陰陽只講科學當然就可以給孩子大量灌涼水了。對體質虛弱陽氣不旺的老人母親也反對不停地掛吊瓶，認為這會損傷老年人本已微弱的陽氣。


正因為我們把治病理解成不斷採取治病措施，所以，不採取行動就不是治病，許多醫療官司就是告醫方不作為，現在又有告醫方的搶救是表演。所以，我想西醫也不一定認為給新生兒和老年人採取那麼多措施是必要的，之所以做表演就是為了有所作為，為的就是避免遭到不作為的指責。


科學無疑是條捷徑，但一味走捷徑對人類是不是件好事？有一個想走私的青年找我說，你是搞法律的，你說真心話，犯罪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比如我走私一次的危險系數是多少？我說你走私一次的危險系數是百分之一。他聽了高興地說，那太值得干一次了。我說，可一個人一旦選擇了做叛徒，那麼他哪來勇氣再回頭做義士？當叛徒受害最大的是人的思維方式，毀滅的是人的精神。而選擇錯誤道路的危險系數就是百分之百。每當有命案一時破不了時，我總安慰被害人家屬說，案子一定會破，我的經驗是凡負有人命的罪犯象有鬼支著一樣一定會浮出水面。女兒說，你這是用迷信唬弄人。我說不是，一個人一旦走上一條違反常理的人生道路，他的心理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發生變化，很難再回歸到正常人生道路上來，所以就會做鬼使神差的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佛家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說的就是人要從錯誤的道路上扭轉過來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科學技術使人類從自然中“走私”到大量財富，也毀滅了人類億萬年來在自然生存中形成的勇氣。想讓人類再獲得這一勇氣是太難了。但我們現在所走的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這個問題我們並沒有認真去想。


如今，想找回人類面對自然，以自然狀態生活的勇氣已經不可能了。現代人遇到狼嚇得腿軟筋麻是正常反應。我對女兒說，在自然界中兔子遇見狼並不是嚇得屁滾尿流而是沉著應戰。而兔子與狼的斗爭也並不是回回以狼的勝利而告終。面對強大對手束手待擒不是動物規則。而如今人們卻一再推行一種向強勢投降的“明智”理性。中醫之所以不投降在於中醫的理論基礎和思維方式是尊重人的個性和個體價值。認為由於時空位置的唯一性，每個人都可能具有他人不可取代的唯一性。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存在不能否定另一個人的存在。說什麼現代人比古人聰明，現代科技成果可以取代以往人類的全部成績，其實就是把自己所在的這一時空無限擴大了。現代人所在的這一時空的確是誰也取代不了的，有其唯一性。可人類基因並沒有產生突變，說今人比古人聰明的生物證據是什麼呢？從基因角度看，今人不過是古人的再現，所多的可能是曆史經驗。可我們人類這幾百年走的是“熊瞎子掰苞米”認識道路，手中的苞米只有一個，怎麼就認為自己在認識上很富有呢？

我可以認為我比我奶奶占有的知識多，但我絕不認為我比我奶奶更聰明。我知道許多現代專家還很困惑的問題我奶奶可以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所在。隨著我奶奶的離去，我知道許多勞動技藝永遠地消失了。我再也吃不到唯有我奶奶能鹽制的咸菜和醬菜了。我相信古人能擒狼伏虎，但今人會用今天的現實否認這一點。


女兒很小的時候就會嗑瓜子，可上幼兒園之后她卻整個地嚼瓜子吃，並告訴我說：“幼兒園的小朋友們全這麼吃。”如今她在讀古書時會時常感嘆中國古人會嗑瓜子而今人卻學人家嚼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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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很反感亂用疫苗的。象現在動不動就亂用感冒疫苗，打疫苗當作吃飯的做法實在令人不解。疫苗的方法實際上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對於一些危害比較大致病因素單一的疾病，是可以用疫苗防治的。但象感冒這種變種很多，根本無法用疫苗去預防的。對於這種致病因素不確定的疾病，要用中醫的另一種“疫苗”方法。用五運六氣的推算，根據當時的氣候特點，然後用中藥去預防，這種預防不是要殺滅病毒，而是抑制其毒性，而使其成為“疫苗”，從而使機體輕易產生抗體。西醫的疫苗是滯後的，中醫的疫苗是提前或者即時的，高下立見。
我看病不喜歡戴口罩，很多人不解。原因是要身體不斷地接受少量的細菌或病毒，從而產生“疫苗”，使身體產生出抵抗力出來。

Kevin

（八十二）



我陪得白血病同事到北京復查，向其它患者展示移植效果，給他們帶來極大的精神鼓舞，增強了他們做干細胞移植的信心。

但我知道，其他人做這個手術效果就不一定會這麼好。當我們拿到診斷書，知道所患白血病是最嚴重的一種，就沒抱絲毫僥幸心理，僅僅做了一個療程的化療，就進入干細胞移植階段，捐款和移植手術同步進行，持續整個醫療過程。這與其他病人反復做化療，在體能幾乎消耗殆盡時做移植，效果怎能一樣呢？所以醫生稱我們是最好的病人。

我不因為自己談中醫就自認是保守派，我究竟是一個保守派還是一個激進派不完全由我的生物性存在決定，還要由我的社會存在決定。如果早生一百年，我也會象胡適他們一樣為西醫鼓與呼。當事物偏差到某個臨界點時，總會有人適時地挺身而出發出吶喊，我稱這為人類的自我糾偏能力。

每當我不得不把自己交給西醫朋友時，我也能做到象梁啟超那樣即便出了醫療事故也無怨無悔。我的西醫朋友對我用他們不疑的態度大為贊賞。因為我知道，中醫也好，西醫也罷，往前走的路也多是摸索的，談不上什麼對錯；治標也好，治本也好，哪頭急就先治那，中醫也不排斥治標，鍋要是沸溢了，先點涼水再去抽薪也是通常做法。既然我選用西醫就是去治標的，怎可以指責人家不治本？有人嘲笑中醫也上西醫院看病，卻不知在醫鬧和打醫療官司的人中找不到中醫人。

母親到西醫院看病也是一個好病人。在癱瘓的三年中，她採用的就是標本兼治的方法。母親訂有中西醫雜志，有西醫朋友，她和西醫朋友商量治療辦法，也聽任他們用西醫方法醫治。母親吃著中葯，靜脈注射著“葡萄糖酸鈣”等西葯，還曾經和我研究怎麼能補點鐵，我說鐵的成分象熬葯那樣肯定是熬不出來的。

自始自終我對科學技術象我父親一樣熱衷，態度比西方人還激進。比如，對許多國家通過立法限制克隆人的研究我就不贊成，科學發展是誰能阻擋得了的麼？限制克隆人研究對生命科學的整體發展都有影響，在與社會發展和諧的前提下我希望科學發展得快些。

我向朋友的兒子描述我少年時組裝“礦石收音機”時說：“那是一塊真礦石啊！”朋友是教語文的，說我有語病：“你前面已經說是礦石收音機，再說有真礦石就多余了。”我說我想強調科學發展的速度之快，如今的孩子見慣了集成塊，怎麼能想象電子“產品”里會有諾大一塊礦石呢？看著現在的孩子組裝電腦只需把插件象積木似的一頓插就成，羡慕得我什麼似的。想當年在組裝了五管、七管收音機后，我野心勃勃地要自己裝電視，腋下夾一塊“萬能表”去找物理老師，請他幫我測試挑選一個顯象管。老師跳著腳說手工纏繞的偏轉線圈根本不能用。我說，我可以纏得和機器纏的一樣好；老師說手工進行電視微調是不可想象的，幾個月也調不下來。我說我已做好了調一年的準備……老師看勸阻不了我，干脆半路逃跑了。我想，科學之所以有今天的大好局面不正是因為早年象我這樣一批熱血青年全偏到科學一邊去了嗎？通過奶奶和母親的描述，我知道中國早期的西醫是一批品學兼優的人。西醫對中醫造成沖擊的不僅僅是醫術，更是充滿朝氣具有熱情的人。正是青年人矯枉過正的熱情投入形成了曆史搖擺式前進。

按中醫的觀點這葯有偏性，人有偏性，社會發展也有偏性。“五運六氣”所展現的物候就是在不足和太過之間偏擺的。如果說五四時期社會發展需要中國向西方文明偏擺的話，那麼現在恰恰需要向東方文明回偏一下才好向前發展。

科學的偏性如今在一位科學家那里表現得很典型，他給中西醫打分，西醫打九十分，中醫打十分。這種打分的方式很明晰，符合人的求真願望。可當我試著把這種分組打分的方法擴展開來，給牛刀和雞刀打分，給飛機和火車打分，給美國和中國打分，給科學家和我打分時，“分”的明晰性不僅消失了，還引發了我思維上的混亂和情緒上的不滿。試想如果我是被打十分的火車，我會不會提出讓飛機運載煤炭和鋼鐵的要求？我會不會產生恨火車無翅，看飛機眼紅，不安心工作，消極怠工等不良情緒？本來我可以做個快樂火車，只因這一評分方式就把我的積極性全弄沒了。

認為可以象打分那樣對事物進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嚴格確認，不承認有不確定因素的存在，不給人的主觀能動性留有余地，一旦形成這樣的“科學態度”后，拿到癌症診斷書時就會問醫生還剩多長時間了，因為我們相信科學的準確性。可量子力學發現：由於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因此，不可能完全精確地預言事件。這就是說，科學也如算命先生一樣不可能料事如神。就象看上去敗局已定的一局圍棋，在靠一小塊不確定苟延殘喘；就象紅軍被趕進草地，革命進入死亡倒計時；就象中醫被一再宣布滅亡，排除在主流醫學之外。而人們所說的百分之一的希望正是這一點點不確定，而這也正是四兩撥千斤的支點，對這百分之一的不確定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正是人的能動性價值所在。一旦我們能用好這一點點不確定，就如同紅軍走出草地，死棋變活，扭轉乾坤的情況也就出現了。如果抱定確定的科學態度，放棄對百分之一希望的努力，那人生還有什麼色彩，這樣的人生就是我們所追求的？在有不確定情況存在的時候我們的確認怎麼會是科學態度呢？

沒有西醫的沖擊我們不會深入思考中醫是什麼和不是什麼這個問題。而對西醫的反思也得是在科學發展一段時間之后才有可能。中西醫相互為試金石，中西醫都不可能繞過自己的“劫數”。 “劫數”在中國思維中不一定是走向滅亡，多是取真經時必須經曆的“九九八十一難”。

Kevin

（八十三）



雖說中醫不分科，但我預言女兒將來的發展方向還是婦兒科，因為一個男人要是得了性病是不太可能找女醫生醫治的。我母親治男科病就不是很多。有一個小伙子和妻子行房時因外人突然入室受驚嚇得了病，是被他媽押著到母親這看病的，卻一直不肯抬頭。還有的男人有病是先由妻子來詢問，然后再由妻子領著來看病。鄰里間的男孩肯就與性有關的身心問題向我母親求教，成年男人極少有單個來看生殖方面疾病的。所以，病人對醫生的選擇也可以決定醫生的發展方向。

西醫的科學性一直在扭轉人們的性別意識。西醫雖然分科，但不強調醫生和病人性別。婦產科有男醫生給女人做檢查和接生，而男病房的護士多是女的，給男病人插尿管也沒聽說要換男護士來做。雖然社會生活中男女有別，然而科學無禁區，在醫院里只有生理上的男女，沒有心理上的男女。只有外貌上的男女，沒有實質上的男女。也就是說，醫生和病人雙方無論是誰看誰都得無性別才行。這對醫生來說也許不難做到，對病人來說卻不一定都能做到。

職業性做到無性別感還因職業不同各有側重，往往不是職業之外的人能做到的，便是可以給裸體的女人做手術的男醫生，讓其用語言敘述性交過程也不一定能行。有一次開庭審理一宗強奸案。犯罪嫌疑人吞吞吐吐不肯敘述犯罪過程，法官說他認罪態度不好。一開始我也奇怪，這事都做了有什麼不能說的呢？可一看庭上的人我就明白了，雖說是涉及隱私的案子，不公開開庭，但庭上的法官、公訴人、書記員甚至連辯護人都是女的，一群女人坐一圈讓一個男人講敘強奸過程，難怪他張不開口。於是，我不得不用醫生和病人的關系做比喻，告訴他克服心理障礙爭取一個好的認罪態度……

有近四十年的時間，我們這里最好的婦產科醫生一直是個男的。我與這個男婦產科醫生接触比較多，親朋好友遇到生產、流產、上環等一系列女性問題問到我時，我經常要領到男醫生這里來尋求幫助。他醫術高，退休后病人隨他擁到他家里，致使醫院的婦產科沒了病源。在他七十歲時，一個新上任的年輕院長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聘他回醫院出任婦產科主任。我的一個侄子就是在他家出生的。侄子出生時難產，男醫生寫了張紙條讓我拿到醫院去找他的女弟子過來幫忙。女醫生叫上兩個年輕的男醫生一道過來。我悄悄問女醫生為什麼叫兩個男的來。女醫生告訴我接生是一件力氣活，一般女醫生的體力吃不消，她就曾累昏過。他們來后，給產婦打上催產素，兩個男醫生輪流推胎兒往下走，直到把我侄子推出來。

我領朋友到男醫生這看病，在需要做內診時如果她們有心理障礙，遲疑著不肯脫衣服，我往往喝斥道：“脫！醫生只看病看不到你這個人”。當我自己遇到問題時也要到男醫生這里來咨詢。他經常是一邊給我解答一邊戴手套，要給我做內診，我就問他做內診要診查那些情況？當他一一告訴我之后，我就說“好，請你等一會。”然后就跑去找女醫生做內診，告訴女醫生需要診查的內容，檢查完了再跑回來告訴男醫生檢查結果。男醫生從沒有為我的這一舉動而生氣，總是盡力幫助我。可朋友們卻指責我對人對已不一樣。我也的確說不清我為什麼不能把醫生和他的性別分開，不能做到讓自己沒有性別感。

我曾好奇地問過男醫生是怎麼當上婦科醫生的。他說當兵后任連衛生員。后來有了分科進修當醫生的機會，有幾個科是大家搶著去的，他太老實搶不過別人，就被分到沒人願意去的婦科了。我聽了有些感慨，看來，如果醫生真能做到眼里無性別就不會出現婦產科男醫生少這種現象了。

在醫患糾紛中有些是涉嫌性騷擾的。我倒並不認為這完全是由患者心理障礙導致的精神過敏引起的，因為我就遇到過做腹診的男醫生摸起來沒完的事。所以，我也曾懷疑讓一個有性別的人做到沒性別即便是為了科學是否完全可能？即使做到了，這對醫生本人的人性有沒有影響？我給人做媒時幾次遇到有人提出不要醫院工作的。說他們的羞恥心淡薄，作風比較隨便。對此，我們可以笑世人愚昧，但科學讓搞科學的人有些異化卻是不爭的事實。

我奶給我講過她見到的一個笑話。上個世紀初，有一天，我奶奶到她朋友家做客。朋友的丈夫是中國的早期西醫，婆婆卻會舊式的接生。來一個人急急地要找老太太去接生。不巧，老太太沒在家。西醫拿起葯箱對來人說：“走吧，我去接生。”來人一楞，看著醫生說：“大夫啊，生孩子的是個女的！”醫生說：“哦？生孩子的原來是個女的呀！”放下葯箱又坐下了。這個醫生我小時見過，我叫他金姨爺，他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奶奶說，那時中醫比西醫多，他開一家西醫診所，要想讓西醫能在中國立足他必須有過硬的醫術和非常好的醫德才行。診所旁一家姑娘痴情於他，日日站在診所的窗下看他，把自己看成了一個病懨懨的身。金姨爺是西醫，對科學宗教般的情感使他能做到有定力，卻不可能象我母親那樣動員姑娘媽給姑娘找婆家，害得情竇初開的姑娘無以釋放竟自己到紅燈區做妓女去了。我奶說這事我完全相信，因為我金姨爺長得比他弟弟還帥，他弟弟是中國最早的影帝———金焰。

金姨爺的父親是一百多年前朝鮮最早的西醫。據說現在漢城醫科大學校園內還矗立著他的銅像。金姨爺的母親曾向我奶奶描敘丈夫當了醫學博士后騎著高頭大馬，官府的人鳴鑼開道，用橋子抬著博士夫人游街三天的情景，感到十分榮耀。從中我知道一百多年前朝鮮對西醫有多麼重視，而那時的中國無論是對中醫還是西醫好象都沒有給予過這般重視過。

我毫不懷疑對科學懷有宗教情感的人可以讓自己超越性別。可讓一個把醫生做為普通職業為了謀碗飯吃的人超越性別是不是不太現實？如果能夠超越是不是也就超越了人性？對於一個超越了人性的人我們指責他對生命淡漠是不是指責不當？

Kevin

(八十四)

小時候受到驚嚇時，母親會把手插入我頭發中撫弄說：“摸摸毛，不嚇，不嚇……”我往往就定下神來。這種安慰小孩子的方法被一代代地沿用下來。我是這樣哄女兒的，將來也這麼哄外孫子。這種用在孩子身上的“哄”法，人們認為對成人不適用，更不會承認這也是一種醫療方法。

一個年輕人最近睡眠不好，我讓他母親“哄哄”他，因為他剛剛參與一次死刑執行，我認為他內在受了驚嚇，為此，年輕人笑我缺乏理性。首先，他不承認自己受了驚嚇，這有他的沉著、鎮靜為證。再者，便是受了驚嚇，他又不是小孩子，媽媽哄哄就能哄好？不管這個年輕人怎麼認為，他母親完全接受我的建議。

一位朋友，四十多歲了，路遇一起交通事故，他很有效率地報警、救人，表現得十分出色。事后，他病了，厭食、無力、失眠……到醫院檢查沒有查出問題，吃葯、打針也不見效。看他一臉倦容，打不起精神的樣子他妻子很著急，認定他得了大病沒有被檢查出來，領著他到各醫院查來查去，弄得他很有精神壓力。一天，他鄉下七十多歲的老母親來看他。母親一見他就問：“你鼻梁發青，受什麼驚嚇了？”他和妻子都覺得好笑，一個成年人，便是遇到和處理一些非常事件也是很正常的事，有理性的支撐，怎麼可能受到驚嚇呢？可他母親堅持說他受了驚嚇，得叫叫魂。於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到屋外象他小時候喊他回來吃飯那樣呼喚他的名子，又象對待小孩子一樣捋著他的頭發給他吟唱“安魂曲”。看著母親那麼投入，他也就樂得撒嬌，任由母親擺布了。我們再見他時，他又恢復到先前精神煥發的樣子了。朋友們問他是怎麼把病治好的？聽了他的講述后大家又不得不驚嘆他母親精神安慰作用的神奇。

有理性的保護，非常事件在我們身上不以驚恐的方式表現出來並不等於我們的精神沒有受到沖擊。我在非常事件面前往往表現得從容冷靜，但事后那些在事發時驚慌失措的、當場昏倒的、一時精神措亂的人都恢復了常態，我卻一天比一天倦怠直至犯心臟病。

“母親”不僅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更是心理學意義上的。“母親”能揭去覆蓋在我們身上的理性外衣，直接撫慰我們的心靈。理性可以充當“父親”，但不能替代“母親”。不管“父親”如何“教育”我們，對於我們的心靈來說還是需要來自“母親”的安慰。因此，“哄”這種對待小孩子的小技倆在某些時候就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見過母親治療因受驚嚇而精神出偏的病人。母親一邊飛快地點刺針灸，一邊“哄”著病人。當病人最終無力地伏在母親懷里哭出來后，情緒就漸漸趨於平穩了。

母親治病用的往往都是小技。小時候，我閑時會按母親的吩咐買幾根四分粗細的竹子，一節節鋸開，制做許多一寸半高的小竹罐。用中葯把做好的竹罐煮上，母親按穴位扎上針，我用鑷子從鍋里夾出竹罐甩一下水，趁熱扣在針上……母親還讓我用艾葉象卷煙一樣卷成一支支“雪茄煙”整齊地碼放在盒子里。有來訴稱胃疼、肚子疼、叉氣、打隔的，拿出一支點燃，灸灸肚子或小腿上的“足三里”、“三陰交”等穴位，往往不用吃葯就好了。有一年，大弟弟得了急性闌尾炎。一聽西醫說得開刀，他一下子滾下床捂著肚子就逃出了醫院。母親急了，讓我捉他要給他針灸，可弟弟爬上房，我也捉不到。那時還沒有糖衣葯片，想哄弟弟吃葯也難，全家只能坐等他穿孔從房上掉下來。我和弟弟反復商量，他只接受一個治法———灸，而且只能是我給他灸。弟弟到底沒做手術，沒吃葯，也沒扎針，連我也不相信闌尾炎能灸好。

中醫治病的方式都可以歸入小技類，能用小技治好的病當然不能算是大病，從這點上說中醫治的病是小病我也不反對。在心理上，我們有時希望自己得的是大病，我那位被割去一側肺子的同事后來對我說，她之所以沒有聽從我的勸阻而做了手術是想用做手術向人們證實她得了大病，為的是堵說她裝病之人的嘴，開胸手術當然是大病。可更多的時候我們不希望自己得大病，比如，患上需要換肝、換腎、換骨髓這樣的病。因為在真得了大病的情況下，我們首先面對的可能不是病而是更難面對的東西————人性。

我一個做了大手術的同事求我給當地報紙寫篇稿子贊美一下他的妻子，表達他對妻子的感激之情。我笑他作秀，兩口子之間用得著這樣嗎？他說，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間看到很多被配偶拋棄的病人。在病房內，當守護病人的常常是父母、兄弟姐妹，而配偶根本不露面時，就說明病人被配偶拋棄了，而被拋棄對人的打擊往往比患病的打擊更大。我給同事寫了這篇表揚稿，同時感到些許悲哀，現代科技在許多方面把人性放入前所未有的嚴酷考驗中。在我一個朋友急需幾十萬元手術費時，他的家人卻沉寂了。我一個個“捉拿”他們，逼迫他們拿錢。被我逼得沒法，他的父母說：“你能向我們保證手術成功麼？不能，那你這不是讓我家傾家蕩產，人財兩空麼？你有什麼權力來逼我們？你先拿出幾萬元來，然后再來逼我們要。”我從來沒有向朋友學說他父母這番話，如果父母對孩子的感情都承受不住這樣的醫療考驗，我們又怎能要求配偶、兄弟姐妹做得更好？有一天我接到醫院電話，說有一個住院老太太的兒女們因承擔不了醫療費，紛紛棄老人而去，讓我這個維護婦女權益的人管一管。我費了好大勁把老人的兒女們找到一處，連哄帶嚇要來錢送到醫院。老太太沒有因我為她拿來醫療費而高興，而是拒絕進食而死。這讓我感到如果“治病”這事要是弄得過大，大得讓愛情、親情承受不了，我想，死亡的幻滅感也可能是由某些失望引起的。雖然這不干醫學啥事，但很有做一些調節的必要，我們應如何調節呢？

Kevin

(八十五)



一個患病兒童長期吃葯。孩子的媽媽見我女兒摸脈說得挺對，就詢問應該再吃點什麼葯。女兒說，這麼小的孩子干嘛要吃那麼多葯呢？做做按摩，熱敷什麼的效果往往就很好，小孩子身體敏感，用葯不當對孩子反倒有傷害，所以對小孩子用葯最應慎重。女兒一邊說一邊給小孩做按摩，只做了一會兒，小孩就接連，感到很舒服，對媽媽說他很喜歡這種治療方法。

由於西醫的出現，醫生的概念發生了變化，相對於西醫做換心換肝的大手術，中醫真算不上是醫生。為此有人主張中醫的地位應是輔助醫學我也不反對。孫悟空在取經路上的汗馬功勞是不可抹殺的，但孫悟空肯挑上兩天行李麼？孫悟空因自己在前開路就要求取諦沙和尚麼？我一直不認為唐僧是個低能的領導者，他的“慈悲”實在是一種科學的價值眼光。他不用一種價值去否定另一種價值最后只剩一種價值。他沒有實行“能者上，庸者讓”的競爭制，不讓孫悟空利益通吃。他驅趕孫悟空幾次，卻一次也不曾驅趕過沙和尚。他甘冒自己被吃肉的危險也要抑制孫悟空的“齊天”意識。

中醫缺乏競爭意識不是它的缺點，也不是他應被取諦的理由。我曾在一個婦女組織中工作過一段時間。去之前，人們對我說，女人事多，在一起就打架，這個組織的內部情況就證明了這一點。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我發現問題根本不在性別上，而是人員配置不合理。由於女干部被選拔的機會少，選上來的個個都是“孫悟空”，唐僧要是領著三個孫悟空去取經會怎樣？

嘲笑中醫不是另一個孫悟空，總要設擂台搞比武，以決定去一存一，同時還認為這麼做很科學，我看這種科學不如唐僧的“慈悲”來得實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主張講道德，主張把中西醫“結合”到為人民服務上來。因為專業壁壘造成的相互理解困難，使人與人之間幾乎要因思想認識不同而打“聖戰”了。只有道德具有公共價值，可以通約。所以道德不是虛性的，不是為了讓人高尚而產生的，其實用價值不小於醫學。

能夠看出不同事物的各自價值，能夠了解事物並不具有絕對性，我認為這是最基本的科學態度。中醫就是建立在這一態度上。在中醫理論中沒有什麼是絕對的，陰陽是這樣，五行是這樣，所有事物無不在過程中。我感冒了不吃葯遭到大家的批評；咳嗽了還不吃葯，人說這會引發別的病。果然，我開始浮腫、腰疼……朋友說這是腎炎症狀了。我還是沒吃葯，幾天后浮腫消了，其它症狀也沒有了。而朋友感冒就吃葯、打吊瓶，出現咳嗽症狀后做了菌培養又加大了葯量，他對我說，一定要把病截住。結果他不是把病截在肺部而是截在了腎部無處可走，化驗結果反倒是腎炎了。當然，這就不是小病了，得大治了。為此他奇怪，本來已經出現腎病症狀的我卻沒有得腎炎，而他層層預防卻反倒得了腎炎原因何在呢？我說，當我咳嗽時感冒症狀就沒了，當我浮腫時，就不咳嗽了，當我浮腫消了后，就什麼病症都沒了，因為病在我的身體里走完了它的全程后就不是病了，而你不讓病完成這一過程，把它截留在腎這個階段，所以你就慢慢治腎炎吧。看他郁悶，我勸他不要想不開，如果把事情重來一遍，他有膽子象我這樣做麼？中醫的“冒險性”也是現代人不能完全接受它的一個原因。雖然西醫也有險，但人們有冒險選擇的自由。

中醫不僅看事物不絕對，便是看自身也不絕對。所以，在曆史上中醫從沒有停止對自身的批判。這一現象被有些人視為中醫自身缺乏堅實基礎的證明，也使一些初學者感到無可適從。一位網友來信說人參不是不可以大量服用的，他就敢把人參當蘿卜吃。但是，他說這里有個服用方法，那就是先要一點點吃，不斷增加身體的耐受性，然后再一次性多吃就不會危及生命了。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中醫所說的葯之偏和人之偏也是相對的。如果銀河系中存在另一個“地球”，除了沒有大白菜外什麼都與地球一樣。他們要是來我們這做客，很可能會因吃了我們地球上的一棵大白菜而中毒。如果人參在地球上遍地都是，是我們祖先的主菜，有什麼毒性早耐受過了，我們現在吃起來當然就是蘿卜了。相反，要是自古以來蘿卜就象人參一樣稀少，我們吃一個說不定還中毒身亡哪。

這一相對性原理對西醫也適用。抗生素不斷更新換代就說明了這一點。從這個角度看，西醫的許多新發展不過是在維持醫療效果的原地踏步走。所以，我們在治病、用葯時，關於時間、地域等因素無不在考慮之內。有時我與朋友開玩笑說，不用吃葯，只要你到我家住上一段時間，換吃一下我家的伙食對你就能起到葯物治療的效果。夫妻患一樣病的現象就說明了這一點。

中醫理論的自洽性使其無論怎樣用已之矛刺已之盾都能解套，繞蒙的是沒有把握住其本質的人。所以抓住中醫的“矛盾”而把其“解套”稱為玄學扔到一邊，把中醫鎖定在固定的空間而砍去前后的時間性，那麼，中醫之矛當然就刺到中醫之盾了。這正是當前批判中醫時常用的方法。對我來說，不是非要保衛中醫不可，而是批判中醫的方法應該象五行中的任一行都要有克、泄它的力量對其進行一定的抑制一樣，“五行”的精神內含就是民主，這一民主思想可以抑制科學思想不向魔的方向轉化。

Kevin

(八十六)

有人說，醫學具有唯一性和排它性，所以西醫要不遺余力地排斥中醫，使自己成為唯一。並說這種唯一性和排它性是動植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人類就是這種生存斗爭的勝利者。我想，西醫要真是這樣想問題可有點小家氣了。做為個體是可以象老虎似的具有唯一和排它意識，但從整體上看這個世界恰恰是物種繁多。人類的強大我理解應是追求造物者的氣度，老虎再強大，終是個體意識。如果人類真能把唯一性和排它性進行到底的話，那麼人類的勝利也就是人類的失敗。

西醫具有“侵略”性不是它的錯，這是它的生存之本。中醫之道法自然，不排它也具生存的合理性。西醫做唯一之想可以，也可以“稱霸一時”，但“時過境遷”后，世界又恢復多樣性存在。所以，唯一性和排它性只能成為個體原則而不能做為整體要求。隨著“科學”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個性色彩，總是提出個體原則，“科學”在我眼中的形象就越來越象一只老虎。而許多“科學”方法在使用上也越來越失之簡單，比較法被用成“人比人得死”的淘汰法；還原法被用成“刻舟求劍”的教條主義……

以“時”的眼光看事物，就會看到各種文化盲區的大小隨“時”而變。西醫借科學所得的一“時”之盛可能會在下一時走入“瓶頸”； 而休眠的中醫可能正在等待它的春季。

我對女兒說，“學而時習之”就是學了中醫要利用現有條件去實踐。在“時”中“習”才是中醫生存之本。我們必須把“時”與“習”這兩個漢字讀成是立體的。學中醫要求讀古文不是倒退，因為現代漢語是平面的，讀出來的是字義。按字義講，“學而時習之”就翻譯成“學習要時常復習”了。而古漢語要求理解字意。“時”的意囊括了整個現實存在；“習”的意是整個學以致用的過程。如果不是這樣，坐在課堂里一遍遍枯燥地復習《中醫理論基礎》怎會“不亦樂乎”？

冰雪化了，樹葉綠了，燕子來了，這都不是春“時”本身，但又是春“時” 的一切。 “時”和“氣”一樣是無法得到其本身的，而古人並不因此就否定虛性的東西。

現代人可以輕易指出“一葉知秋”的荒唐。在批判中醫的邏輯中比比皆是這類質問：“你看的是葉子而不是秋，葉子上哪有秋？不能從葉子上分離出秋來你就是騙人……”

許多人批評中醫理論過於玄妙，我不以為然。原因在於我接触到的最玄妙的問題恰恰都來自於西方。小時候父親常提出一些諸如：飛行的子彈是否在彈道的每一點上停留？上帝能否制造出一塊連他自己也舉不起來的石頭？物質能否無限分割？天的外面是什麼等讓我發蒙的問題。這些問題曾令我十分苦惱。后來我認識到這些西方問題產生於提問題的方式，而不是來自事物本身。西方哲學制造了不少思維“黑洞”，這些“黑洞”也能讓人“走火入魔”。少年時，我曾制造一個“兩枚雞蛋是否相同？”的問題將一位生物學教授難倒。

女兒很小的時候就不允許我制造這樣的問題。我給她唱兒歌：“寶寶有面鼓，鼓上畫老虎，寶寶敲破鼓，媽媽用布補。”然后我提出問題：“媽媽是補鼓還是補虎？”這個“黑洞”問題最后把女兒氣得大哭：“不能把鼓和虎分開！”。上小學時，做“雞兔同籠”的算術題，我解題說：“假設雞都長四條腿……”女兒堅決打住說：“不行假設雞有四條腿，雞只有兩條腿。”我與女兒好說歹說，說現實太滿了，用個虛性的暫存間對現實做調整，之后馬上就還原現實。女兒說什麼也不答應。上初中后女兒又拒絕做數學題，她問：“數學對我有什麼用？”我向女兒解釋說，這數學在她今后的人生中可能一次也用不上，但做數學題是智能體操，可以操練大腦。女兒說，那給我換個別的體操吧。

我曾堅信科學會通行無阻。女兒小時我對她的科學引導可不限於給她講《科學演義》，還帶著她和她的同學搞了一系列科學小制做，成果都進了她們學校的展覽室。我使盡渾身解數沒能把女兒引上科學之路實在是我遭受到的一個沉重打擊。我曾對女兒感慨道：“想來愛迪生的媽媽也不過如此，看來我可以做得同愛迪生的媽媽一樣好，可我是不是一個偉大的母親不由我做什麼而決定，而要由你做什麼決定。”女兒看我這樣狼狽高興得大笑不止。

如果說母親的力量還不足以糾正我的“科學”之偏的話，女兒的力量最終做到了這一點。

女兒不僅不掉入“黑洞”，還拒絕“理性”。她說：“攤上你這麼個明白事理的媽媽真是件可悲的事，你能不能不事先告訴我事情會怎麼樣，而讓我自己去體驗？你的經驗能在我這里開花結果麼？”

由此我知道，即便是真理，以為就應該人人接受，也能夠人人接受那就錯了。中醫是好東西，但母親當年沒有力量讓我接受；科學是好東西，但我沒有辦法讓女兒走上科技之路。為此我說，把最終真理賜給人類並沒有多大意義，人是“任你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如果接受真理的代價是取消了人類自己的生活，人類是有權拒絕的。

女兒對我說：“你做的飯很好吃，你就象別人的媽媽一樣把飯做好就行了，不用給我做導師。”女兒樹她一個農村同學的媽媽給我做榜樣讓我學習。於是，在女兒的教育問題我唯有表現“原始”她才肯接受，因此，朋友們常批評我不教育孩子。

從小學到大學，女兒總是把班級里學習最好、品德最好的女孩領回家來，對人家說：“你認我媽做干媽吧？我媽最喜歡有你這樣的女兒。”然后讓我幫這些女孩解決她們面臨的問題。當我替這些女孩犯愁時，女兒便拍著我的肩膀說：“你總說我鉆不進去麼，怎麼又說她們鉆不出來？看來就是她們給你做女兒你也是一樣的憂心。”

Kevin

(八十七)

陪朋友看中醫。朋友看完了還想與我做對比，就拉著我對中醫說：“你再給她看看”。醫生摸了我的脈說了四個字：“魂收魄散”。我聽了，但笑不語，朋友卻嚇坏了，想要問醫生個究竟。我拉朋友出來，朋友上下打量我，一臉的奇怪：“中醫真是胡說，竟說你魄散了”。我告訴她中醫沒胡說，我倒覺得“魄散”這詞對我概括得挺準。朋友問：“什麼是魄散？”我說我也說不清，但我現在失去了時空感，我想這可能就是醫生說的魄散了。朋友想不出失去時空感是什麼感覺。我試著向朋友解釋：你有過白天睡覺睡糊涂，醒來一時弄不清身處何處，不知是晚上還是早晨的情況麼？朋友說有過。我說，這種情況一般只存在幾秒種就過去了，可如果這種感覺一直持續下去，持續幾天甚至十幾天的話，你說這是不是魄散了？朋友說：“難道你現在不知身處何處，不知是早晨還是晚上？”我說我知道，但我不敢確定，所以我總是看表，看周圍的街牌，總得用親人、朋友、同事來定標。朋友驚道：“那你是不是看我也不真實了？”我說：“我不但看你象隔了一道山，聽你的聲音象隔了一層膜，就是看我自己也象另一個人。”朋友說：“哎呀，這可是挺嚴重的，可我看你是好好的呀？”我說：“我當然是好好的，你沒聽醫生說我魂收著麼？”

朋友問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說我要是知道了就不會讓這種情況出現了。朋友說，那咱們得讓醫生看看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說中醫看了會說是過於勞累，耗傷精血所致，治法是補氣血；西醫看了會診斷為精神病，但不知病因和發病機理，且沒有合適的葯物。


朋友有點慌，一想魂了魄了的怪可怕的，再想想精神病也挺嚇人的，不可不治，建議我先看中醫。

我倒不急於求醫問葯。且不說疾病有自己的過程，可能的話應該讓它走上兩步；便是熟悉和感受一下疾病狀態對人來說也不是沒必要。為什麼有人死到臨頭便發狂？可能就是被從未經曆過的死前身體的異樣感嚇的。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會自殺？可能也是接受不了身體出現的異樣感。我們通常把感覺划分成“正常”和“非正常”的，而“正常”不但是我們的生存資格，更是批判 “非正常”的武器。於是，比非正常感覺本身更可怕的是對這一精神狀態的否定，這使人們不但不肯體會非正常的感覺，還不惜以舍棄生命方式對這一感覺加以拒絕。


從中醫對魂魄的大量論述中我猜想，古人的生活境遇使他們出現“失魂落魄”，“魂飛魄散”的時候比較多。所以古人不僅能從容應對這一情況，還摸索出一套“安魂定魄”的方法。由於心理學的出現我們把古人留下來的“心經”幾乎都當成糟粕丟棄了。但心理學知識無助於我們體會自殺者的心境，也無助於阻止他們自殺。如今憂郁症也象癌症一樣發現了就是晚期。而心理學的作用發揮在能讓我們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人的自殺。我們的冷漠是不是反映出我們心靈缺項呢？


我之出現魄散這種情況，除了耗損過度之外我感到還有我理性搜索不到，意識掃描不著的深層原因。“魄散”給了我一個探尋自身的機會和工具，我想趁機搜索身心的每一個角落，找到“斷層”所在。


人，為什麼需要孤獨？因為人需要同自己相處、溝通，捕捉身體發出的信息，這是“探尋”工作的需要。為此，我知道有人構建豐富的內在精神生活並不是為了當聖人，做賢人，而是用於自我調節。所以，聖人超越自身不是想給世人當楷模而是要擺脫自身困境，用從聖人身上找缺點的方法來否定他的努力和證明其虛偽沒有什麼意義。我對女兒說，這不是一種讓人進步的方法。

令朋友感到不解的是：“你有定力，是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的人，便是我們都得了精神病你也不會得，怎麼會出現魄散的情況呢？”我說，太有定力不見得是件好事，過於堅定對一個建築物來說都是危險的事何況是人？事事不彎的最終結果就是折了。意志寧折，而“魄”不情願。魄散雖說是身體症狀，卻很可能是我生活狀況的反映，這正是我不急於治病而想探尋病源的原因。朋友笑說，如果你是市長，你魄散了難道還反映出這個城市的問題不成？我也笑了說，差不多吧，你不認為文革時期周總理的精神狀態反映了社會狀況？


當失去時空感時，我既需要孤獨來與自我溝通，更需要用親友來定標。

一位朋友對心理醫生寄以很高期望，到北京花了八千元找心理醫生進行“話療”，回來后悔說還不如用這錢請我們吃飯“群聊”的效果好。於是我想，這外國人注重隱私的習慣使他們需要心理醫生，而中國人聚堆的“陋習”使我們十分方便“以人為鏡”，這些鏡子不僅照我們洗臉，還把光線投射到我們的心底。

和同事喝酒曾行過一個“酒令”：每人向你敬杯酒，同時說出你的一個缺點。如果你反駁，那麼就罰酒一杯。至於所指出的缺點是否存在，由大家評判。我想，這敬酒得喝，這罰酒卻都喝不到，誰還沒點忍受批評的修養呢？但我看到同事一個接一個地全喝到罰酒了。所指出的缺點十分正確，可是個個不服，全忍不住反駁。到我時，聽了同事指出我的毛病，我笑了，認為是不實之詞，無須我反駁，群眾的眼睛是亮的，大家會還我個公道。可大家全頻頻點頭稱是。我火了，覺得這是個陰謀，為了讓人多喝酒也不能這麼干啊？於是拍案而起……結果大家個個批判我，直說得我啞口無言，心服口服，喝了罰酒。這正是旁觀者清，別人往往能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自身問題。醫生的專業知識有時抵不過了解你的朋友對你更有幫助。


和我小時見到的婦女相比，如今工作中的女人連耍脾氣、使小性的現象都沒有了。考試、錄用、提拔的考核標尺把人規矩得標準、筆直。頭疼醫頭的治療方法更是加固了人所有可彎曲之處。沒有“彎曲”的動作來分解外來沖擊力，生命只有“折斷”。於是，“解決”了“彎”這個問題的心理學接下來要解決的課題是就是“折”了。為此，心理學也越來越深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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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魂魄在中醫中的解釋，要數張景岳的最為精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