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中醫幾度秋涼

Kevin

(六十九）

說到中醫，反對者常與巫婆和算命先生相提並論。如果這個邏輯通行的話，說到領導人就應和貪官相提，說到法官就得和汙吏並論。這也是一個制造“憤青”的邏輯。

但是，既便是說到命理學，自古也有“學術派”和“江湖派”之分，不能一概而論。學術派是由中國古代最聰明的人不斷研究的；而“江湖派”又不斷把研究成果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去，這兩派的關系也是相互作用的。看學術派的命理學，其本質就是哲學。

我不但不小瞧古代的巫婆，對中國的鬼神文化抱慎重的研究態度，就是對現代巫婆也不是簡單否定。

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對我說，她有一個同學的妻子就是“大仙”，平時給人看個“虛病”什麼的。朋友他們搞同學聚會時，這位男同學喝多了，他們送他回家。他的妻子不僅能說出聚會的男女人數，還能準確說出他們喝了幾瓶啤酒。朋友說，讓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個女人是地地道道的家庭婦女，但說起話來卻不一般，認識問題不僅到位，而且還高人一籌。

朋友在和我說上面這段話時，我們正在街上行走。她指著路旁的一戶人家說她要進去問候一個朋友，讓我陪同。進去后，見屋里坐了好幾個人。朋友指著其中一位婦女向我介紹說，這就是那位“大仙”。我這才明白，朋友把我弄來是想讓我鑒定一下這位“大仙”。

朋友對“大仙”介紹我說：“這是我的朋友，你給她看看她有什麼事？。”“大仙”說：“我不給她看，她的事她自己都明白。”我笑說：“我又不是仙，怎會明白？”“大仙”說：“你沒感覺到你給別人支個招，解個事什麼的效果很好麼？”我叫起冤來，那是我學習的結果，和仙無關。“大仙”對我的朋友說：“她母親也是給人看病的。”朋友驚訝地看著我說：“你母親也是大仙？”沒等我說話，大仙說：“她母親是科班出身。”我說：“既然我母親是科班出身，她看病就與仙沒什麼關系。”大仙笑道：“是麼？沒有關系她的治療效果會那麼好，又不出醫療事故？”我一聽，馬上駁道：“如果是仙在給人看病，有你這樣人就可以了，我母親何苦要苦學多年？”“大仙”說：“苦學多年的人多了，可不是每個人都能學出來，也不是每個人都能象履行天職一樣做好這項工作。”我笑道：“如果你把人的靈性本質活化為仙這樣一個意象，我倒是不反對你的這個仙了。可我想問你的是，你沒有醫術而只有救人濟世之心，如何履行你的天職呢？”“大仙”指著一屋子人說，：“我是什麼也沒有，可我在為人解事時又不是什麼都沒有？”我問：“你不覺得你是在騙人？”。她說：“我不覺得是在騙你，你覺得我是在騙你麼？”我笑了，我的確不覺得她是在騙我，而是覺得遇到一個聽其一席話勝讀幾年書的智者。

朋友說：“你倆在說什麼呀，我都聽不懂了，說點現實的吧？”她問“大仙”：“你說，我這朋友能紅杏出墻麼？”“大仙”說：“不會。”朋友問：“為什麼呢？”大仙說：“因為她身上有條公蛇霸著她，不許別的男人靠近。”我和朋友全大笑了。雖然我笑她這一說法十分荒唐，但是她把復雜的心理因素用如此形象的方式概括出來，不能不說是別開生面。

其實朋友對一個普通婦女自發地說出不尋常的話來感到不理解正是受現代思維模式的制約。想那中央電視台《半邊天》節目主持人張越吃驚於陝西農村婦女劉小樣與她交流毫無障礙也與我的朋友是一樣的。我們總認為學習只能來自書本、學校、老師，殊不知人是學習的動物，向內也能尋找到學習的途徑。因此，智慧象大地上的植物一樣是可以在自然環境下自發地生長出來，這沒什麼好奇怪的。

現今的學習形式使我們習慣於居高臨下地看待民眾。對比今天，人類的早期發展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卑微、原始、低級、被動、消級、簡單的，何談神性？我們現在力圖屏棄我們身上殘存的原始性的東西，卻不知我們是人面蛇身，身下盤著長長的曆史，我們不可能只要頭，不要尾巴。 我的一個朋友形象地描述我們今天的進步是一個下身癱瘓的人開電動車。我們的現存狀態不過象一個成年人一樣只能說明他發展的現實性，而不能說明他嬰兒時發展的可能性。我們成年人丟失了多少發展的可能性？可我們卻高傲地看待孩子的天真，幼稚。


我不僅相信造物者沒有偷懶，我還相信進化不拖泥帶水。我們所乎略的所謂感性層面的東西，所謂低級的我們力圖屏棄的東西很可能是極其重要的東西。本能反應代理智做出的擇決有時可能是更明智的擇決。好些被科學否定，被理性唾棄的所謂低級的東西，往往含有耐人尋味的大智慧，它們都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們揭示比我們據有的科學要大的多的邏輯。

Kevin

（七十）


有一次我置身於洪水中，掙扎了兩個小時還無著陸希望。我不得不科學地計算我的體能，打算接受葬身江底的現實。這時，我看到一個碩大的暗紅色的球體滾到我面前——這是一團螞蟻，一團抱在一起的螞蟻。為了不至於讓著水一面的螞蟻淹死，這個球體在不停地滾動，從里到外地翻騰，順時針地翻騰……。我驚呆了，螞蟻的個體壽命不長，別說是一代的螞蟻，就是十代、百代的螞蟻也未能必能遇到一次大洪水。它們是從何得知這一自救方法的？如果我從這個團螞蟻中拎出一只來問它，它可自知？你可以說他們這麼做是出於本能，出於偶然，但他們用這種方式保存種群，其作法是不是科學？這智慧是如此地超越螞蟻，以至於螞蟻憑著本能把自己交給命運，反倒成為螞蟻最明智的做法。所以，有時把自己交給命運並不是一個消極行為，當我在洪水中，意識到我身后有一個大過個體，大過科學的大邏輯時，我頓感力量無窮，這個力量使我得救。
    我說了這麼多，有人還說我沒有說出中醫到底有什麼。我知道中醫的知識量與西醫的沒法比。每個學期女兒拿回的西醫教材每本都比磚還厚。中醫的書的確沒有西醫的多。


前面我說過，人類大腦的儲存量和檢索能力比不過“深藍”電腦。一旦醫生的大腦檢索能力不及，就可能出現醫療事故。


我曾經仔細研究過一個醫療事故案的卷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醫生，可由於知識的欠缺和檢索能力的限制，判斷失誤，造成醫療事故。在醫療鑒定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他被一群專家質問、指責、甚至諷刺嘲笑。我想。專家們的學曆比他高，年齡比他大，見識比他廣，而且他們是一群，做的是事后諸葛亮。他們怎麼對基層醫院的醫生沒有一點理解之意呢？


在大醫院，總是一大群醫生給一個病人會診，這還不算眾多的儀器和操作機器的人員。這不正說明西醫的知識不是一個人的腦袋能記完全的嗎？那麼在基層醫院單個醫生出現診斷錯誤不是很正常的麼？所以，西醫為什麼要聚堆，要聚在大醫院，要依賴尖端技術，人們為什麼要往城市涌，要到北京的醫院看病才甘心，能得到什麼條件的醫療成了划分人的社會等級的一個標準，實在是技術邏輯決定了人們的思維邏輯。


大學學醫的學制是五年，比一般的大學要長。隨著醫學的發展，將來醫學知識成倍增長時，我們怎麼學醫？我們知道，西方國家學醫至少要學十年才可以看病，將來這學制是不是得延長到二十年、三十年？出現五十歲時走出校門，然后六、七個人給一個人看病的情況？亦或是干脆就造看病的機器人？


我承認，西醫的知識是很“實”的。相比之下，中醫的知識和技術要少，學問要“虛”。活到了年近百半我才理解“虛”的用處。年輕時努力學習技術，盡可能地占有知識。老了時，卻有意地淡化技術和知識。我的專業是法律，可我現在盡量不用法律，也就是不用我的專業知識去解決問題。有意讓自己的內心“虛空”，讓我所面臨的事物盡量不受我的知識和我掌握的技術力量肢解，整體地進入我的內在。古人把“虛”比做寒潭，雲和雁飛過時潭中有影，用來喻人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


所以，中醫的確是沒什麼的“虛”。我母親的第三個師傅，我的田姥爺就很講究“虛”。他有一次給我母親專講這“虛”時，正好我父親也在座。后來我父親跟我說起過這事。他說，這足以證明中醫沒有什麼實在東西，這虛就是唬人，就是忽悠、就是見機行事，沒有原則……我那時當然是全盤接受父親的觀點。現在我知道，要學技術、學知識並不難，但要把握這個虛對現代人來說真就是很難。我們的內心已被填的太實了，以至於我們本來具有的與其它動物一樣靈敏的聽覺、嗅覺和感知能力都退化了。


有一次我和兩個同事去尋找另一個同事。我遠遠看見這個同事來了，我就很高興。兩位同事就笑我近視的可以，能把一個陌生人認作是同事。這人走近了，我一看臉，真的不是。可我不甘心，因為我近視，識人不是靠認臉而是認形體，這人的形體分明就是我那同事。於是我上前問他認不認識我那同事，這人說：“他是我哥啊。”


前年，我二十五年沒見過面的舅舅來看我。我帶著侄子到站台上去接。我告訴侄子我舅舅的相貌特征。並說，就算我認出他來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舅舅認出我來的可能性也是百分之五十，加起來就是百分之百。可舅舅就從我眼前走過去，我們誰也沒認出誰來。但舅舅一出站，卻與后趕來的我女兒相認了。這讓我感到十分奇怪。我女兒長得象她姑姑，而我長得象我奶奶，我女兒和我舅舅是憑什麼相認的呢？舅舅一看見我女兒就說：“怎麼就你一個人來接我？”我女兒回答說：“接你的人在站台里哪”然后給我打電話說：“你舅舅讓我接到了。”

Kevin

(七十一)


最近，一個朋友向我坦白壓在她心頭二十多年的一件愧疚事，告訴我她和她兒子都是乙肝患者。她這話是用短信發給我的。我沒有回信。她問我是不是生氣了，不肯原諒她？我回信質問她：乙肝影響友誼麼？萬一我的孩子被染上了，她是不是就一輩子也不告訴我了？要知道，他兒子小時候經常吃住在我家，就象是我家的孩子。她說在我面前一直壓力很大，因為我的另一個有乙肝的朋友到我家吃飯時我分餐。請朋友到家聚餐時，我做自助餐。於是，她不僅絕口不提她的病，還裝得和我一樣防範。她還為自己辯護說，根據她的經驗，乙肝不通過一般性接触比如共餐而傳染。她的證據是，她和我另一乙肝患者朋友的丈夫都沒被傳染。我為她的辯詞氣得發暈。


朋友這一做法讓我覺得在女兒面前頗無面子，也就及時向女兒坦白了，還把朋友的辯詞一並呈上。女兒倒很大度，也認可我朋友的辯護，並反問我：“你知道她倆的丈夫為什麼沒有被傳染上？”我是很糊涂與她們二十多年來一個鍋里吃飯，一個床上睡覺的丈夫怎麼沒有被傳染？女兒提示我：“你想想你這兩個朋友都是什麼性格，她們的丈夫是什麼性格？”


我這兩個朋友全是A型性格。執著、認真、要求嚴格，雷厲風行，追求完美，辦事不折不扣。其中一個如果讓我從市場上給她捎回一斤干豆腐，我就得把我的性格臨時調整成A型。我先把市場所有的干豆腐逐一考查一遍，然后選最薄的，顏色最正的，在小販稱時，我還要伸著脖子看稱夠不夠。而我給自己買是絕不費這麼大心神的。


有一年除夕，其中一個朋友的兒子跑到我家求助，說他違反了規定上網吧了，怕受懲罰。 我拍胸保證說絕不會的，除夕，就是過去最狠毒的地主這晚也要善待長工。可第二天這孩子就給我看他挨打的傷，把我氣得和朋友大吵一場。沒見過這麼不寬容的。


但她們的丈夫卻都隨和、寬容、無怨無悔的。女兒說，我這兩個朋友總是著急、上火、不滿、這肝能好麼？而她倆的丈夫萬事不往心里去，就是把肝病放在他兩身上，不出一個月也讓他們養好了。女兒這一說法讓我笑了，這麼說是啥人得啥病了。


由於工作性質決定，我們單位，尤其是身居領導崗位的人也多是A型性格。我知道要想做好我們的工作非這種性格不可。我的口號是“慣著他們，讓他們A上加A！”所以，我電腦里備有幾套檢討書的樣本。一旦有同事與領導沖突，我先勸架，然后替同事填寫一篇檢討交上去。想想看，A型性格的人對工作要求高，壓力大，這肝負擔就重，再和人生氣難以釋懷，這身體損傷該有多大？所以，這一紙檢討書就是潟肝火的葯方。


工作本是大家的，可卻有一部分人比別人工作得更認真、更嚴肅，付出比別人更多的身體代價。我這輩子僅有的幾次超常發揮全是在A型性格人的逼迫下干的。要想跟上A型人的工作節奏真的很難，所以多做檢討是十分必要的。有一天，我用電腦制作了一組幽默圖片，大家看得笑聲一片，可領導看了卻氣得不得了。我趕緊寫了一份檢討遞上去。這份檢討如果讀出來那就是一個相聲小品，可他沒笑，認真地看，覺得寫得很深刻。他也有肝炎。A型性格的人在高壓下工作，時間長了而不自覺。


暑假時，女兒回來到我單位去找我。一男同事伸出胳膊讓女兒號脈。女兒說這是一個傷了元氣的脈，就一個勁地刨根問底要找出傷了元氣的原因。同事說沒做過手術，沒得過結核，剛做過的體檢沒啥大毛病，每天跑步，做伏臥撐，身體很好。說著還給我們演示他胳膊上的肌肉。可女兒眉頭緊鎖，還是苦思原因。我勸女兒道，可能天下就有這種脈弱而身強的人。女兒急燥地說，不可能，找不到原因就等於沒找到身體中埋藏著的地雷，那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正是這樣的人才容易發生猝死。女兒這麼一說，我也重視起來了。我提示同事說，你是不是出去抓逃累著了？同事說出去抓逃犯120天，吃不好，睡不好，大腦的弦繃得緊緊的，真的是累坏了，但這是工作啊，有啥說的，大家不都這麼干？女兒說，這種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工作方式是很傷人的，過勞死就是這麼來的。女兒說，找到原因了事情就好辦些了。女兒建議我的同事注意休息，不要做激烈運動……


近日，西班牙的一位足球運動員突發心臟病死了，才二十二歲，那身體多好，從哪來的心臟病？我想還是運動傷身了。

Kevin

(七十二)

女兒的父親有一段時間天天醉歸。他的一個朋友好喝酒，酒量又大，喜歡把他喝倒，而且是天天倒。我一看這麼喝也不行啊，就宴請這位朋友進行規勸。誰料這位朋友不但不聽勸，還宣稱誰也不能阻止他的“殘殺”行動。我一看勸不了，只好換招，於是，給孩子爹扎上“神功元氣帶”，做上理療，吃上葯膳，採取了一系列強身健體措施。這一下，孩子爹的酒量上來了，不僅自己不倒，還能讓他這位朋友倒。這位朋友不甘失敗，奮力抵抗，終於有一天醉后在樓梯上滑倒，撞破玻璃掉下樓去。雖經全力搶救，還是成了植物人。

事出后，我追悔莫及，自責不已。我的這點醫葯知識把他害了，這醫學知識豈可強用？

出於自責，我常去醫院看他。他象個嬰兒般躺著，他妻子問我怎麼辦？我說，重新開發智力吧。到街上，我買了各式各樣一大堆玩具回來給他。但他只喜歡一個玩具——布娃娃。這讓我很奇怪，一個大男人，當所有社會意識被濾去之后，他喜歡的玩具竟是布娃娃。如果說他完全沒有社會意識也不對，他妻子說他玩布娃娃時如果身旁有人看，他會害羞。

和他同病房的病友也是腦部出了問題。表述不清。他想說東時，表述出來的肯定是西。他為人們聽不懂他的話而生氣。有一天，我去時他正在砸東西。大家躲在一旁看他發泄。我看了一會后。把紙筆遞給他，讓他畫。他畫了一個杯子。大家松口氣道：“哦，他原來是要喝水啊”。后來我再去時。他給我看他的本夾子，已畫了厚厚一疊，而且越畫越好。他再也不發火了。看來，概念這東西在人的大腦中不是一種穩定的儲存，它的調取容易出現問題。所以岩畫多是圖，少有文字。雅瑪人倒是留下了文字，到現在破譯不出。

當我們在使用知識時，在挖掘自身潛能時，意識不到其中冒險成分，意識不到當一個變數開始變化時，會引發其它的相關變化，這個整體性的變化不一定就是和諧的、良性的。對身體，對社會來說都是如此。可我們人類的本性卻是明知不可為而為。科學就是這樣一個產物。這是人類的進步所在，也是人類的悲劇所在。

陰陽五行是一個模式。中醫的衰落，在於這個模式與現實脫節。這與其說是模式跟不上時代，不如說是人類偏離了自然。是科學的保障作用使人類不再與自然同步，或者說是科學地改造自然使人類無有可同步的自然。我倒不因陰陽五行失效而有什麼挽惜，我擔心的是自然力量會不會來個閃回，以一種拓朴方式，擊破我們的保護殼，把我們重新拉回到自然？那時我們會不會捧著金碗餓肚子？

我知道陰陽五行的模式可能不夠好，可它卻也在支撐著一角天空。社會是以單科突進的方式推進的，卻是以多種文化支撐的。砍斷中國文化這個 “不周山”，就會出現天塌西北的情況，那麼，這個天補不補呢？

我與女兒出門旅行，她認為只帶錢就可以了，而我除了帶足銀兩還要揣一個大餅。我揣大餅的行為會遭到年輕人恥笑，大餅最后可能會因發霉而被丟棄。但只要人類還在路上，我的任務就是要揣個大餅。

前年，我跟一個團隊出門，同事們告誡我：“這次你不要操心，萬事別管，只玩好你自己的就行了。”我答應了。可當我看到領隊把銀行卡、身份證等所有重要東西全放到一個小包里時，我還是沒忍住，說：“把銀行卡給我揣著吧？”領隊問為什麼。我說你那些東西放一起會使卡消磁。領隊把卡給了我。三天后，他的包被盜，因卡在我這，總算沒影響日程。

我對女兒說，中國人多災多難，誰敢保證你們這代不會遇上戰爭和災荒？諾大個醫院只要沒電就是廢墟。我從沒有說西醫不好，從沒有說不發展大醫院，從沒有說上路不帶足銀兩，我只要求自己是個拾遺補缺的人，不為人類留下我女兒這個大餅我不放心。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更年期的婦女就是這樣憂心匆匆。

女兒打小就總批判我，好象不否定我就不能成長似的，我也甘於讓女兒否定。從女兒身上我也悟出，曆史不是被供奉的，神不是被推崇的，其鮮活的生命在於不斷被否定和肯定的使用中。肯定和否定的本身沒什麼意義，有意義的是人在成長。中醫在被否定和肯定中，這說明我們在成長。

我之所以活到了五十歲還覺得活著有意思，是因為總能品味到生活的神奇。我過了一個由母親伴隨的童年。女兒出生后，陪伴著她，我又過了一遍從母親的角度重新審視的童年。這時我才發覺，自以為懂事的我當年並不那麼懂事，本以為不懂教育的母親其實並不那麼簡單。由此，我知道人的童年不是過一次，等我陪伴我的外孫過童年時，是不是還要再過一次童年？而且撿拾回由我奶奶陪伴我的那段美好時光呢？

曆史，為什麼被人反復推敲？原始，為什麼令人割舍不下？人們為什麼要回溯，要尋根？因為人類不是一次就能長大的，需要反復成長。所以，回溯不是返舊途而是走新路。是撿拾回本屬於我的人生，是讓自己完整無缺。在我陪伴女兒而過的童年中，母親的形象的確高大起來，具有了神性。由此我也理解了中國人為什麼講做人，為什麼敬祖先。

女兒說：“媽媽，你死后，如果我想辯論有誰能替代你呢？”我心中暗自得意，是女兒的不斷否定，把我否到了一個無可替代的位置。我死之后，會不會在女兒心中也獲得幾分神性呢？

Kevin

（七十三）

遇到從前的鄰居，我打聽他家的太奶奶。他說死了，春天死的，享年98歲。我糾正他，不是98，而是103歲。中國人不讓自己滿百，自稱是九十八、九十九的人很可能過了百歲。這個老太太十年前到我鄰居家來住親戚，一早溜達到我家來串門。老太太看上去也就是七十來歲。她告訴我，老了，大牙掉了一棵，記性也不行了，上街要買三樣東西，結果只買兩樣就回來了。我告訴她，四十歲的我，大牙掉了兩棵。上街只想買一樣東西也能忘了。當老太太告訴我她93歲，還給全家做飯時，我是驚訝不已。

今年五一時，到郊區參加義務勞動，遇到同事的奶奶，也是九十三歲。老太太一個人過，生火、做飯、洗衣，兒孫全住樓，誰接也不去。見我拿出相機要給她照相，老太太忙擺好姿勢，笑容滿面地對著鏡頭。

從長壽老人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人老了，並不必然招人煩。九十多歲的老人不僅自己照顧自己還為家人服務，看著不讓人賞心悅目？可我們好多人剛剛上了一點年紀就要求別人照顧，不僅要求兒女常回家看看，還在物質索求之外搞感情勒索，這不是給兒女當包袱？每當電視播出那條常回家看看的公益廣告時，我就對女兒說，我足夠堅強，她不用常來看我，而我時刻準備著為她服務。

有個很自私、冷酷的同事，對父母、妻子、兒子都沒什麼感情。但是，接到奶奶病危的電話，他把私房錢全取出來往家鄉趕。奶奶九十六歲，醫生說沒有治療價值了。我這同事問醫生，還有沒有沒用上的葯？醫生說還有一種德國進口的很貴的葯沒用，但這葯也沒有回天之力。同事問，這葯用上有沒有什麼坏處？醫生說那倒沒有。同事說，好，只要沒有坏處就用！他把錢掏出來給奶奶用進口葯……昏迷了幾天的奶奶睜開眼，看見他就笑了：“我大孫子回來了！你是不是沒睡覺？看把你累的，快躺在奶奶身邊睡一會……閉上眼睛。” 摸索著拉過被子給他蓋上。同事對我說，此時拉著奶奶的手躺在奶奶身邊，對他來說是最幸福的時刻。而他母親，在他面前訴說病痛，向他要點錢吃止痛葯他都不給。近百歲的老人是我這位冷血同事的情感對象的確讓我驚異。

我問女兒，等我老了，什麼用也沒有了，是不是我的價值就降為零了？她拍著我的肩說：“不會，你還有對我的無限忠誠。”哦，我明白了，這就是我的狗一樣的價值。女兒說：“媽媽，你老了時坐在床上，一看見我下班回來，就咧著沒牙的嘴沖我笑，你說，你是不是比什麼寵物都好？”女兒話給我指明了一個前途——做個寵物。我想，如果我真的沒出息，活個七老八十的，廢物得象貓狗似的吃閑飯，我是不是起碼得有寵物的價值？這使我不由地留心起寵物們的表現，狗的熱情，貓的柔媚，鳥的乖巧……這都是我應綜合學習的長處。在關於當一個什麼樣的老人才好的思考中，我還真沒有想出比做一個寵物更好的角色。

街上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自己做荷包出來賣，雖不精致，但里面裝的是她種的香草。女兒說，這才是真正的香包哪。女兒常年放這種香包在枕邊。還有一位九旬的老人討錢。聽他編出的討錢的理由，我為他思維敏捷所折服，掏出錢給他，還指給他一家餃子館，告訴他什麼餡的餃子好吃。

我有一位老年朋友，她活到九十六歲。在八十四歲那年，她偷著到兒子蓋房的工地幫著搬鋼筋。結果從沒有護欄的樓上跌下來摔斷了三根肋骨。我想這下肯定完了。就買點禮品，跑去看她。看著她的慘狀，我一時找不到安慰的話。她卻告訴我兩點。一，八十四歲了，死了不算夭折。二，斷的三根肋骨已經好一根了，再好一根就可以干活了。果然沒幾天，老太太就掙扎起來給家人做飯了。我佩服她的思維雖然簡單，但卻有力。之后的一天中午，她告訴我她病了。我看不出她怎麼病了。她就表演給我看，她喝了一口水，但這水順著嘴角淌下來，她嘴合不上，老太太中風了！我沖出去給她兒媳打電話。兒媳帶車回來要拉她上醫院。她抱著門框不肯走。她兒媳對我說，老太太的兒子出差了，出事可怎麼交待？又給老太太的女兒打電話，老太太的女兒開車來把老太太接家去了。臨上車時，兒媳婦塞給老太太一盒再造丸。一周后老太太自己走回來，病好了。她告訴我沒上醫院，只把那盒葯吃了。

我觀察這些長壽老人，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養生之道。我四姨爺活了近百歲。他的生活方式為我奶奶所不恥。我奶說他不管什麼死貓爛狗，瘟死的雞、病死的豬，全從垃圾堆里撿回來吃了。鄰居的三大爺也活到九十多歲。他喜歡釣魚，卻總釣不到魚，每次都釣到一只甲魚回來。我奶常拿這事開他的玩笑。小時候我經常蹲在他身邊，想看他怎樣對甲魚做斬首行動，可我總是沒耐性等到甲魚把頭伸出來。他喝甲魚湯時，不僅沒人討要，還都笑他。現在我很后悔沒要點湯喝。

Kevin

（七十四）

銀屑病，俗稱“牛皮癬”，曾是糾纏我多年的頑症。.試過許多種葯，或無效，或當時有效很快又復發。也曾到過一些專家門診，掛了號，坐在診室聽，聽上一陣子就離開了，因為那些治法我都不認可。我覺得這真是一種諷刺。我母親治銀屑病治得好，可我偏偏就得了這病，而我母親治銀屑病的葯酒方我又沒記下來，只好就帶病生存了。


后來我偶然聽我的一個精神病醫生朋友說，銀屑病可稱為人類第二精神病。這使我開始注意這病的身心疾病特點。我知道A型性格在銀屑病人中比例比較高，但我不屬於A型性格，我這病怎麼可能是身心疾病類的呢？

專家說銀屑病是一種多基因的遺傳疾病。其發病談不上什麼規律。我想，這病如果是來自基因方面問題的遺傳性疾病，那麼精神還能左右基因麼？再說，我的精神挺好的，怎麼惹著基因了呢？


但細心的觀察使我發現，我的病情的確是隨同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變化而變化的。當我以男性的、社會化的方式工作、生活和思考時，我得到人們的肯定和贊揚，我是愉快的，可這時我的病情卻是最重的。而當我以感性的方式順其自然地生活時，沒有人贊揚和肯定我，但病情卻相對穩定。這說明什麼問題，難道我們的社會性需求和生理性需要是不一致的？


經過再三思考，我改變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中止了在別人看來發展很好的事業。很快，我的銀屑病消失了。此后也有幾次復發跡象，我只用調整生活的方式就控制了復發。


其實，犧牲了自己的社會價值我還是很傷心的，甚至可以說是悲痛的，可我的病竟在我的悲痛中痊愈了。於是我知道快樂並不是檢驗心理健康的標準。我的一個朋友最近因離婚而悲痛欲絕，大家讓我勸勸她，我說不用勸，我知道傷心有時比快樂更符合人的心理邏輯。朋友表面美滿的婚姻把她弄得七擰八裂，身患多種疾病，她的大哭讓她把顛倒了很長時間的邏輯再顛倒回來，不是坏事，我為什麼要勸她呢？


我稱我的癬為“心靈小窗口”，只要它們出現，我就靜坐下來，深挖思想根源。這些根源有些真的是埋藏很深很深，是沒有疾病提示我無法認識到的。在日常生活中，人怎麼可能認識到帶給你榮譽、金錢和社會地位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其實並不適合你呢？


有些人向我打聽我的病是在哪治好的，我說這病是可以自己控制的，讓它好就好，讓它犯就犯。別人聽了覺得不可能，以為我是在開玩笑。


由此我想到，男人的平均壽命比女人短，是不是過於社會化的生活方式對男人的身體也有損害呢？男人真的是社會動物？女人尚還可以從社會生活中抽身，男人往哪躲？成功的喜悅是否真就是生命的喜悅呢？人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社會？


女人大量地進入社會，接受社會理性，感性認識不再占人類的半壁江山。我的一個朋友說，人類的認識如樹，女人的感性是樹的地下部分，男人的理性是地上部分。男人的理性應是“讀”女人感性的結果。當女人不再感性時，人類的認識之樹就連根拔起，男人的理性就成了無本之木，人類的認識也就不再是樹而是藤，藤雖然可以爬得很高、很長，但是它更會以攀附物為現實而不是以自身為現實。如今我還能通過深挖思想根源查尋到自身的病因，將來呢，科學能夠幫助人們追本溯源麼？


許多慢性病都和頑癬一樣是身心疾病，對此，科學在用高科技攻堅。


許多人批評說中醫是在“猜病”。審視我探索自己病因的過程也可以看到個體的、偶然的、猜測的特點，其中難以找到對科學的應用。小時候因受父親的影響我對猜測性的東西是拒絕的，所以，一直不猜迷語，不打扑克，不買彩票。感到“麻屋子，紅帳子，里面坐個白胖子”這樣的迷語是無聊透頂的游戲，為什麼我們要對花生做這樣一番曲解呢？中國人為什麼這麼喜歡“迷”呢？我從沒有因猜“燈迷”、“字迷”而得過獎，我覺得動這種腦筋真是太沒必要了。


可是，后來我逐漸注意到，中國的曆史、哲學、醫學、文學到處充斥著這種“迷”。一本《紅樓夢》就是一個最大的迷，讓人們猜個不亦樂乎。什麼“道”，“氣”，“陰陽五行”等等我們認為不值得費腦筋的東西都在向我們說著“麻屋子，紅帳子……”，引我們去探尋與其對應的曆史上真實的“花生”。


離我們最近一個設迷者是魯迅，可我們現在連猜解他的能力也在急速下滑。有人會說，魯迅之所以設“迷”是因“白色恐怖”，我們古人有什麼必要在文化上設迷呢？我想，這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古人也感受到了一種文化建立上的毀滅性力量。“花生”這個詞能顧名思義麼？中國人造字，造詞都追求顧名思義，這個思義不僅僅靠文字的“象形”更要“會義”，還要有連鎖的，連綿不斷的形和義，比如說個“南”字，如果這個南字背后有“神”的話，它在“時”中的形就是“午”，在物中的形就是“火”，在人體上就是“心”在季節上就是“夏”在……你可以一直這樣猜解下去，源源不斷，永生不滅，這個字再不是簡單的一個字。


“麻屋子，紅帳子……”可以擺脫“花生”這一“形”而存其“義”。當“花生”這個詞不能向我們傳達它的本意是什麼時，我們可以通過對“麻屋子，紅帳子……”的猜解在我們這個空間找到花生。我們可以用這種方法重拾、重建我們的文化。

Kevin

(七十五)


我在一個獸醫院看到許多中葯，感到有些奇怪，獸醫告訴我，他在好幾個養殖場當技術顧問，養殖場為了最大限度地調動他的積極性給他算了技術股份。這樣一來，他的掙錢方式就發生了變化，由從前掙治病的零碎小錢，變現在掙股份大錢。工作重心也由原來的治病變為現在的防病。於是，除了疫苗外中葯就成了他的首選，因為他要算經濟賬。

我問，雖說同是動物，可這雞與人可相差太多了，這中葯如何用呢？獸醫說，怎麼不能用？和人同理啊。上了秋，天一轉涼，這雞的肺子也會有不適，用點中葯粉拌在食中喂了，也就不發大病了。春天，採些苦苦菜喂上，對防止春瘟也有很好的效果。如果等有了病再治，就算雞不死也影響產蛋，經濟上受損失不是？西醫除了疫苗哪有防病的葯？再說西葯也太貴了。

聽了他的話我不由地笑了，我想，如果把社會比做雞場當然不合適，但謀划醫改的人如果能參考辦雞場模式，那麼中醫的存在價值自然就會體現出來。所以，中西醫之爭的產生與其說是學術沖突，我看不如說是經濟模式的滯后。

母親之所以在大雜院內外致力於防病和治小病在於一旦讓小病釀成大病，不是中醫不能治，而是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人們往往放棄治療。僅僅十二元錢，那個患再生障礙性貧血的跟我同歲的女孩就因她媽媽沒有給她抓葯就死了。女孩死時母親掉淚了，母親說這付葯貴在“羚羊角”上了，但治這病不能不用這味葯。母親深為不能用更經濟的方法治女孩的病而自責。中醫一開始就沒有發展成高成本，高風險醫學的條件。華佗如果不想治大病可能也不會掉腦袋。

中西醫的結合在我看首先不要急於醫術上的結合，而是社會資源分配上的結合。當然這要取決於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的治國方向了。在人類的前進方向上，古人說“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而我們說 “改天換地”。事實上，我們沒有亡，天地也沒有換。但逆天的成本太大這一點卻是明擺著的，難道我們就不能與天地搞好關系麼？

天、地、人的關系鑄就人的生理和心理規範，認識和把握這一規範並將其轉化為醫學就是中醫。當然，我認為也可以轉化為政治經濟學。

中醫是中國人的集體創作。母親給人診脈時，一屋子的病人在看、在聽，病人是主考官，掌握著主動權，醫生是參謀，醫生得不到病人的認可就不成其為醫生。母親年輕時行醫肯定是醫術不高的，但在為病人當好參謀的過程中，與病人的良性互動使她的醫術不斷提高。因此，中醫是一種人民醫學，如今我們輕易地否定這一集體智慧。

人的存在不僅僅是意識層這麼大的一“面”，之下還有厚厚的沉積層。“面”是臉，沉積層是身，臉是現代的，身卻要求貼近天地。人類的身首異處來自現代的只要“臉”不要“身”的“斬首行動”，其結果是造成身和首的相互呼喚——焦慮。

相對西醫來說中醫的“術”顯得“空”些，可中醫在“術”之外的學習內容卻要比西醫大得多，而掌握天、地、人的關系正是把握中醫的前提。

中醫的“空”，正是中醫這個“器”的盛裝作用。我們用 “器”來盛裝個人的東西。醫院的規範排斥個性，母親正因為有太多自己的東西，才不見容於醫院。

相對於西醫，中醫看上去很簡單，好象沒有太多的技術含量。就象中國的大衫比之西服。

我的業余愛好是制作服裝。我對朋友們說，除了西服我幾乎什麼服裝都能做。朋友們笑說，還是技術不行吧，不然怎麼做不了西裝呢？我說，西裝的每一道工序幾乎都需要科技支持，西裝的“型”不是手工制作出來的，而是在價值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塑型機中高溫、高壓塑出來的，我手工怎麼能辦得到？

小時候，我家來了一位文質彬彬的病人，他微微一動，衣摺就遞次展開，不動，周邊也輕起微瀾，整個人如同從一首詩中走出來，儒雅至極。我圍著他轉了好幾圈，考察他的魅力來源。

經過一番理性研究后，我認定他的魅力來自他穿的對襟中式便裝。

自小在大雜院以懂事著稱的我，從不與人攀比吃穿。這次，我一反常態，向母親鄭重提出，要一件中式便裝。母親也沒含糊，很快，一件平紋布做的藍褂子就給我穿上了。

雖然我穿上了藍褂子，卻沒得到絲毫詩意。同學們說我象只灰老鼠。我也不知我這件做工頗精細的褂子為什麼穿上了不好看。

許多年之后我才弄明白，我這件衣服用的是西式立體裁剪法和工藝，板整，合體，沒有摺，穿起來不僅沒有中式服裝的飄逸，也沒有西式服裝的挺拔。而那位病人的衣服是他媽媽手工制作的，用的是平面剪裁、連袖，領口要向后深挖些，在裝領子時，不能等份縫制，要確定三四個點縫深，這樣一來，衣服前撅后翹，自身不平衡，又不停地在自己找平衡，人不動而衣也動，出來一種裙裝效果。

所以，看著2001年在中國舉辦的亞太會議上各國領導人穿的“唐裝”也和我當年穿的一樣死板，我就很想與各國領導人解釋說 “唐裝”不是他們穿的這樣的。一個西式上袖就足以把中式服裝的韻味搞沒了，可是包括服裝設計師在內，有人覺得亞太會議上各國領導人穿的“唐裝”有什麼缺陷嗎？

Kevin

（七十六）

我的一個朋友，當他得知自己患了肝癌后，讓妻子給我打電話要見我。我捧了一束花去醫院，他向我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他是否還有必要與疾病抗爭？看著他以每天掉三斤體重的速度刀削般瘦下去的身體和他胸前吐血留下的斑斑血跡，我狠下心來告訴他，不爭了。他聽后吩咐家人，把朋友剛送來的一只甲魚放生。他說，既然它不能救我，我何苦還要它的命。第二個問題，他問我：“為什麼好人不長壽？”。我一時不好回答，只好反問道：“這個世界不那麼好吧？”當天夜里他就死了。

我這個朋友是個很有靈性的人。有一次說到跳舞，我說每一個與我跳舞的男士都變跳舞為給我上輔導課，可我最終還是沒有學會跳舞。他聽后笑了，邀請我跳了一次舞。那次我成了舞會的皇后，如同穿上了“紅舞鞋”，跳舞成了我的天才表演。此后，我還是不會跳舞，但當男士們再給我上輔導課時，我的態度就不再是謙虛好學了，因為我已認定不是我不會而是對方不會。

他臨死時所提出的問題不是沒有價值的，我不能說人的好坏與壽命毫無關系。我沒有真正回答他的問題，讓他帶著哀怨走了。

其實我承認好人不長壽的事實存在，知道這算得上是一個社會問題。

曾有一個罪犯，在審問他的犯罪動機時，他說當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沒有幾天可活了時，他就決定犯罪“痛快”一回。調出他的病曆一看，診斷的確是癌，按醫生的診斷他應該活不到審判結束。為此，法醫押著這名罪犯到醫院復查，結果卻沒發現癌細胞。罪犯生氣了，要求醫生解釋，醫生說只能解釋為誤診了。罪犯不因自己沒了癌症而高興反為自己坐牢而怒罵醫生。

我想，醫院誤診的可能性不大，多半是罪犯的“痛快”化解了腫瘤。當好人讓他得了癌，當坏人卻治了他的病，這不是對好人無長壽的注解？

當好人受壓抑甚至損害健康，說明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有市場。我的朋友臨死時提出的這一問題反映出他做人的困惑，當我們崇尚競爭、斗爭等爭強好勝行為時，象我朋友這樣心性的人怎能不壓抑？他能讓一個不會跳舞的人感到自己是跳舞天才，說明他致力於讓他人的能力得以發揮而不是表現自己，這是多麼難得的品質？可他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同齡人中，我從事的職業算是比較多的，每當單位搞競聘上崗，末位淘汰時，我就受不了同事們看我的眼神。我會對同事們說：“我反對競聘上崗，主張有能力的人離開，我還能找到飯碗，我走。”我不會在競爭的勝利中感到喜悅的。前幾天看了一篇文章，是反對計划生育的。文章說，中國人是多，可多的是孩子嗎？然而我們計划掉的卻是孩子。讀罷，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感到我們這些上了歲數的人擠占了孩子的生存空間。如此說來母親師傅的行為真是很自覺，沒什麼不可理解。也許好人本不應該長壽的。

可是，做坏人坏事能夠讓人心情舒暢本是不符合生活邏輯的，因為社會不是這麼建立的。我對道德並不另眼相待，我對女兒說，道德不是什麼美好的東西，談不上虛偽與否，一群強盜想要在世上活過三天也得建立和我們一樣的道德。做不遵守道德的坏人卻能痛快和長壽，支出的是他人的健康和生命成本，其受損的不僅是好人，還有社會，這個大醫學賬不能不算。

人類社會的獎勵機制離人的自然本性越來越遠，當人的本性要求回歸時，往往走上的是犯罪道路。比如，盜竊和貪汙可能比工作掙錢更能讓人找到原始人採集的樂趣。有一個貪官，家里並不缺錢，可他卻貪汙受賄不止。蹲了監獄后，我以為他會精神崩潰，有一次我們搞法制教育，有人提議讓他現身說法，講講他的犯罪心理，我說他不會做這種丟面子的事，沒想到他卻很痛快地答應了。在監獄里，我看到他還象從前做官時一樣精神抖擻，他計算給我看他掙的分最多，減刑最快，監獄的獎勵機制讓他找到了與貪汙受賄一樣直接的快樂。

可是在社會中，我們卻很難從工作中獲得“採集”和“獵取”的原始快樂，往往只承受社會壓力而不得舒展人的本性，身體怎麼能不出問題？但是，如果讓好人違背社會原則去做坏人的話，同樣也會讓好人付出身體代價，這樣一來，不把人類生活規則理順得使其與人的身心邏輯一致，好人想長壽是有些難了。

女兒跟我說，和尚們也看病，她摸了一些和尚的脈，皆診斷為虛證。女兒說，這說明出家當和尚的做法是違背自然的，人還是要正常飲食，適當吃些肉類才對。

我說，毛澤東在什麼時候要紅燒肉吃？多是在寫完文章和打了勝仗之后。如今的出家人，難離紅塵，好多和尚上網、甚至炒股。一動心神就是消耗，這時再一味素食，身體怎能不虛？所以，不是和尚的生活方式違反自然，而是和尚的現代生活脫離了原來的的軌道。如果站在當代的時空點上判斷和尚的生活是否合理，那麼和尚不僅應該吃肉，還應該娶老婆，這樣一來也就無所謂和尚了。

我們太需要站在其它時空點上審視一下當下的時空位置並對其做出必要的調整。也就是說我們不能事事用今天的眼光橫看世界縱看曆史，也需要從曆史的角度看今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僅要把握“今天的曆史”還要能夠把握“曆史的今天”，這正是曆史在今天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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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之人確實多見虛弱的脈相，其原因大多是胃火不足。這些人通常不容易發火，別人看來以為是修為夠，實際則是沒火可發居多。所以不容易發火的人，常被成為沒有火氣。
吃素有兩者情況，一種是由心而發的吃素，這是因為身體較靜，較協調，不需要太多的火，這是吃素是符合身體需要；另一種是為吃而吃，這時心不是那種的心，身體還需要一點火去調節身心各方面，這時吃素就會把身體給弄壞了。

Kevin

(七十七)

如果沒有酒，我說，這住院的和蹲監獄的人可以少一半。


煙、酒沒有營養成分，但吸煙、喝酒的社會成本卻很大。據說，死於與吸煙相關疾病的人數將超過愛滋病、結核、難產、車禍、自殺、凶殺所導致死亡人數的總和。可在中國，吸煙人數超過3億，全球每10支香煙中就有3支是在中國消費的，每100個中國成年男性就有67人吸煙，吸煙給中國帶來的健康損失一年達到42.9億美元。喝酒人數在中國超過了５億。因酒后駕車引起的交通事故占所有交通事故的80%；“酒依賴”已被正式列入精神病的一大類別，這類精神病人已占到住院患者總數比例的近10％，酗酒已成為“社會第一公害”。


我父親不吸煙、不喝酒。他說為癮所制的人，容易失去自尊。對吸毒的，父親認為那就不是人了。看外國影片，一個警長，英雄豪杰，被黑手黨注射了毒品，結果就變成一個匍匐在地乞討毒品的可憐蟲。所以，英雄氣慨有時敵不過一針毒，半斤酒，從這上意義上說，人真是物質的，說物質是第一性的沒錯。


蹲監獄最難受的是什麼？是煙癮。我提審時總是為每人備一支煙。有一次提同案的兩個人，先提的這人把一支煙抽完了，問我要留給他同伙的那支煙，說那人不吸煙，我就把煙給他了。提第二個人時，這人滿懷希望地向我要煙，得知煙被同伙貪占了，他的眼淚直落下來，哭得十分委屈，接著就下決心揭發同伙的其它犯罪，說：“他竟然狠心搶我這支煙。”就一支煙，把兩人的“友誼”徹底瓦解了。


一個殺人犯恨酒，對我說：“是酒害了我，執行前的那杯酒我不喝了。”開庭時是從小號中把他提出來的，我問他違犯什麼監規了？他說是因為喝酒。有人帶進號里一小袋塑封的酒，“鋪頭”賞他喝兩口，他不喝，讓“鋪頭”一頓罵：“看你是個死囚，沒幾天可活了才讓你喝兩口，不識抬舉，這時后悔有屁用，想改好也沒機會了……”他覺得罵的是，仰頭便喝了兩口，酒味讓管教聞到了，他就蹲了小號。他問我：“你說，我是不是讓酒害苦了？”


害人的是酒，可法律懲治的是人，酒卻逍遙法外。


小時候曾想當官，幻想能象林則徐那樣禁煙、禁酒。可當戈爾巴喬夫在俄羅斯禁酒時我卻笑了，戈爾巴喬夫是一個找直接原因的人，他的思維方式為西方所欣賞。可看上去很簡單的一件事，以他一國總書記之威，怎麼就沒禁成呢？


小時候崇尚鋼鐵意志，雖不是黨員也想把自己打造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父親雖不動煙酒，卻吃零食，而我連零食也不好，因為奶奶說，嘴饞也容易被人拉攏。母親勸我說：“饞，是健康的表現。”而我自覺抵御母親的“腐蝕”，整個生活就跟清教徒似的。


這種生活的直接后果是使我的感覺越來越敏銳，我清楚地感覺到自己骨子里就是個癮君子，對煙、酒聞著就很想往，只是我沒把煙、酒作為靶目標罷了。我先后愛好過咖啡、茶等飲品並成癮，因造成失眠不得不戒，在戒的痛苦中我意識到這些東西其實也是毒品。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寫道：嗜茶成癖者，時時咀嚼不止，久而傷營，傷精血，不華色，黃瘁痿弱，抱病不悔，大可嘆惋。至於咖啡的害處就更不用說了，都說巴爾扎克的早逝與此有關。我還戒過辣椒。女兒說心臟不好的人不能象我那樣一片片嚼辣椒，犯了心臟病后我只好停了辣椒。


在一次次戒“毒”的痛苦中，我理解了精神空虛的含義，那不是世界觀出了問題，不是要思想來充實，而是直接需要物質填補。於是，我嚼檳榔，撿人家吃剩的什麼“山楂丸”、“歸脾丸”、“益母丸”來嚼著，還安慰自己說這比撿煙頭要有自尊。女兒說，這何苦的，不如直接開中葯吃。我找醫生開葯說，我之吃中葯，確切地說，就是想吃草根樹皮！至此，我意識到，所有癮君子的靶目標歸根到底不全都是“草根樹皮”麼？如果把我放歸大自然，可能我自己就會找一些草來吃，說不定就成了又一個神農。都說毒品生理上的癮不難戒而心理上的癮難戒，我不禁要問：為什麼會有心理上的癮？這種癮不是冥冥之中的呼喚？煙草、咖啡、罌粟、茶葉、大麻、辣椒等等都是大地上的“草”，“草”癮已沉淀在人的基因里，如果這癮是先天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禁煙、戒酒又怎麼會成功？


科學家會用化學解釋毒癮的機理，我承認這個世界是化學的，人是化學的，“百草”也是化學的，甚至人生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化學反應過程，“癮”呼喚著人的內在與外在化合。“癮”，時時需要滿足，又時時都要戒，中醫關於節制的思想就是化學中的配平要求。


提純技術和人工合成制成的毒品變填充為壓倒，使戒毒幾乎成為不可能。西醫戒毒，往往把毒癮弄沒了，人也沒了，要不就是戒毒葯又成了毒品的替代品。如今中醫參與戒毒，同治療癌症一樣，不是直接殺癌和戒毒，中醫所要做的是留人，是扶持正氣，平衡身體各部分的失調。中醫用的葯是“草根樹皮”，是“癮”的本源，是打開與外在原素化合、配平的窗口，使人與自然在化學反應上取得一致。從這個意義上講，真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中葯——這一多種自然“原素”。

iam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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